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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立此为照 】   寻找林昭的灵魂 (By 胡杰)            Go Back








Last modified on 04/28/13 21:26
        

#2  Re: 【立此为照】 寻找林昭的灵魂 (By 胡杰)             Go Back
谢和谈将这个存下来,一定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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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得其乐
        

#3  Re: 【立此为照】 寻找林昭的灵魂 (By 胡杰)             Go Back






        

#4  寻找林昭的灵魂             Go Back








        

#5  Re: 寻找林昭的灵魂             Go Back
不堪回首,真的对不起我不看了,以免义愤填膺伤身体。
        

#6  Re: 寻找林昭的灵魂             Go Back
也不敢看。想起谭嗣同的诗,”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林昭柔弱女子,却如此壮烈。。。

查了下,林昭的忌日快到了,4/29. 民族之哀。
        

#7  Re: 寻找林昭的灵魂             Go Back
和谈: 龙华四月林昭血

“我经历了地狱中最恐怖最最血腥的地狱;我经历了比死亡本身更千百倍的更惨痛的死亡。”——林昭狱中血书

1

古希腊伟大的剧作家索福克勒斯(公元前496-405年)写过120多部戏剧,现存完整的还有7部,《安提戈涅》是他根据神话故事写的“忒拜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剧中描写了俄狄浦斯的女儿安提戈涅不顾国王克瑞翁的禁令,为自己的兄长安葬而被处死。

俄狄浦斯娶了自己的生母,然后生下了两男两女四个孩子,安提戈涅是四个孩子中间的一个,所以她既是俄狄浦斯的女儿,又是他的妹妹。俄狄浦斯死后,两个儿子为争夺王位在忒拜城外同归于尽,他们的舅父克瑞翁成了忒拜国王。战火平息之后,新国王下令厚葬为保卫忒拜城而死去的外甥厄忒俄克勒斯,而阻止任何人给攻城而死的另外一个外甥波吕尼刻斯收尸,违抗者死。安提戈涅则甘愿冒着违背国王的命令去埋葬她的哥哥。因为在她看来,掩埋死者是亲人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露尸不葬,则有违神谕。

几千年来,这个古典悲剧给人们提出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在神律和法律面前,究竟应该作怎样的选择?

一个人在自己一生中可能都会有必须在诸如人性和王法之间,道德和法律之间做选择的时候。因为选择任何一方面都有某种合理的成分而让人左右为难,所以围绕《安提戈涅》的哲学、法律、人伦的思考和争辩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有一种观点认为:人为的法律是具体的,实在的,它们可以、而且一直在修订,改变;而人性是自然的,来自上帝,是永恒不变的,所以自然法应该高于实在法。索福克勒斯本人就持这种观点。

索福克勒斯生活在古希腊昌盛的时代,他从人本主义立场出发,歌颂民主,歌颂人的独立性格,歌颂人的创造力。他借安提戈涅之口向国王克瑞翁提出挑战:“我并不认为你的命令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于你,一个凡人,竟敢僭越诸神不成文的法,且永恒不衰的法,它们既不属于今天,也不属于昨天,它们永恒地存在着,它们永不消亡,也无人知晓它们在时间上的起源。”这句台词被后世广为传颂,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在文学形式中常常打动观众和读者的心灵,而在生活中,常常激励普通人去挑战强权,去蔑视权威。

“除了把我杀死,你还能给我什么折磨呢?为什么还要拖延呢?我的名字不会因为我被杀而受到玷污。” 我觉得用这句话来描述林昭的勇气和精神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2

龙华镇位于上海西南, 四九年前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就在那里,内设看守所、刑场。小时候从课本,从课外读物中知道很多共产党人被杀害在那里,像柔石,澎湃,殷夫等。四九后,龙华建了一个烈士陵园,多年来,上海很多中小学常常把加入少先队、红卫兵、共青团的宣誓仪式放在那里,所以龙华一直是开展革命历史教育的地方。

但在那些年月里我一直不知道,林昭也是在龙华被共产党枪毙了的。枪毙时,林昭嘴里被塞进一个橡皮塞子,它会随口腔挣开程度而自动调节大小,让她无法喊叫。枪毙后,林昭的尸体下落不明,从来没有被发现。那天是1968年4月29日,三十六岁的林昭的生命消失在龙华盛开桃花的时候。

我知道林昭的遭遇是在她被枪毙很多年之后了,那是因为在我们的历史教课书中,讲古代的事情没有多少禁忌,而近代则选择性很大;课堂里讲近代历史,我们只知道国民党有多么腐败丑恶,我们也只知道共产党有多么崇高进步。

林昭是共产党统治时期的政治犯,1957年她在北大读书时被打成右派,1960年起因“反革命罪”被监禁在上海提篮桥监狱。狱中八年,林昭以血为墨,以床单为纸,一刻也没有停止批判、停止揭露,她那时就为中国社会的政治命运提出超越时代的思索。即使用现在的眼光,林昭思想的深度,也远远超过我们这个社会绝大多数人的水平。尤其在那整个民族的灵魂湮没于狂热迷信,绝对服从的年代,林昭是一个勇者,是一个先行者。

近几年读了一些关于林昭的文字,在四月缅怀纪念她的时候再次读她的故事,深深地被她所受到的虐待而刺痛。中国司法监管场所对在押人犯施虐的事情并不少闻,但是对一个女政治犯如此的虐待,如反铐一百八十天;生理期间仍然不给她一点便利而感到震撼。提篮桥监狱夏天溽热潮湿,冬天阴冷黑暗,环境条件十分恶劣。每个月都有几天,林昭的身体就和自己的经血泡在一起。“我经历了地狱中最恐怖最最血腥的地狱;我经历了比死亡本身更千百倍的更惨痛的死亡。”

本来,监禁是通过剥夺人的行动自由来达到惩罚的一种形式,如果一个人的脚已经被限制在一个空间里了,那么惩罚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另外,监狱看守的职责是提供人犯生活的必要条件以及维持监管场所内的秩序,如果监房内没有暴力现象,看守人员没有必要使用武器或者刑具,尤其是对非暴力的政治犯。再说,看守在监狱只是上班,看守人犯只是他们的工作;虽然他们的工作对象是“犯人”,但是看守本身并不是法律。总之,撇开看守,罪犯这种社会属性,看守是女人,犯人也是女人,女人照顾一下女人的特殊性属于人道,或者说人性范畴,不应该那么困难。

不管是神话还是戏剧,古希腊人创造了安提戈涅这么一个人物形象,让她甘愿受王法处置,也要去掩埋自己的亲人,让我们后人看到了人性的饱满和光辉。而在20世纪的中国,那个号称具有人类世界最崇高理想的政权组织,它的成员却连让狱中女犯及时清洁身体的同情和良知都没有,那是为什么?难道中国人从来就不通人情,不讲人性,还是因为中国人的人性在共产党的党性前面会变得模糊,甚至消失掉了呢?

3.

孟子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又说:“仁义礼智信,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已”。王阳明则把良知概括为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是人对善与恶、是与非、同情与厌恶的一种道德意识。

1907年,在距离上海龙华二百公里外的绍兴府山阴县, 秋瑾在老家谋图反清而被朝廷拘捕,时山阴县令叫李忠岳。李县令18岁中秀才,39岁中举人,光绪二十四年,也就是1898年43岁时中了进士。然后就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先后任至浙江江山、山阴县令。由于他为官体恤民情,所到之处深得民心,离任迁移时民众自发相聚送别。

据傅国涌《秋瑾被杀害之后》文章引用秋瑾弟弟秋宗章在《国闻周报》上撰文介绍:秋瑾被捕后,绍兴知府贵福(满族人)要知县(当时绍兴下辖会籍、山阴两县)李忠岳严刑拷打逼供,但李忠岳拒绝对秋瑾用刑,而是把纸和笔给秋瑾让她自己写供词,于是有了秋瑾“秋风秋雨愁煞人”的绝笔传世。贵福接着传巡抚之令,要李忠岳“将秋瑾先行正法”,李据理反问:“供、证两无,安能杀人?”

李忠岳是吃朝廷俸禄的人,他既是地方行政首脑又是司法长官。他想要保护秋瑾,可举事反清是杀无赦的死罪,李自知无力回天。当最后一次提审秋瑾时,李忠岳说:“余位卑言轻,愧无力成全,然汝死非我意,幸亮之也。”然后当场泪随声堕,身边的吏役也都相顾恻然。

秋瑾死后李随即被朝廷撤职。在赋闲之际,他对秋瑾之死深感内疚、痛苦,经常独自一人将密藏的秋瑾遗墨注视默诵,并为此泣下。甚至到了一天三五次、以至七八次的地步。在良心的自责下,他最终自缢于屋旁,终年53岁,离秋瑾被害还不到一百天。噩耗传出,无论识与不识,都为他叹息。

100多年前,一个封建朝代的官员在做本职工作时,用他的良知去拒绝恶法,用他的良心来审视他人的生命,用他的良心来拷问自己, 并以自己的生命来捍卫良知。这就是王阳明说的一种道德意识,那是人性,那是良知。相比之下,共产党时期的的监狱,对林昭施以酷刑的狱警,他们简单地遵循共产党的恶法而让人性丧失殆尽,他们比阿伦特笔下描述的平庸的罪恶有过之而无不及。

4

汉娜•阿伦特是美国犹太裔政治思想家,“平庸的罪恶”是她提出来的一个哲学术语。

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一书中,阿伦特描述1962年以色列审判前纳粹党徒艾希曼时的情景:他不阴险,也不凶横,完全不像一个恶贯满盈的刽子手;他那么彬彬有礼地坐在审判席上,接受绞刑。他甚至宣称他的一生都是依据康德的道德律令而活,他所有行动都来自康德对于责任的界定。艾克曼为自己辩护时,反复强调自己是齿轮系统中的一环,只是起了传动的作用罢了,作为一名公民,他相信自己所做的都是当时国家法律所允许的;作为一名军人,他只是在服从和执行上级的命令。

艾希曼是纳粹德国的高官,也是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者。被称为“死刑执行者”。阿伦特以艾希曼的行为方式来阐释现代生活中广泛存在的平庸的恶:这种恶是不思考,不思考人,不思考社会。这种恶把个人完全同化于体制之中,服从体制的安排,默认体制本身隐含的不道德甚至反道德行为,或者说成为不道德体制的毫不质疑的实践者,或者虽然良心不安,但依然可以凭借体制来给自己的他者化的冷漠行为提供非关道德问题的辩护,从而解除个人道德上的过错。

平庸的罪恶在我们中国人生活中并不少见。没有它,就不会有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又一次扼杀思想的格斗,就形成不了一次又一次涂炭生灵的运动。据提篮桥监狱里曾经给林昭送过饭的人告诉《寻找林昭的灵魂》制片人胡杰说:在林昭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狱方把她单独囚禁在监狱最角落的3号楼,还给她特制了一个只露出眼睛的人造革头罩,除了吃饭时拿掉,其余时间内她既不能说话,连呼吸都不容易。

在当今中国的政治字典里还没有“平庸的罪恶”这个概念,恐怕共产党的字典永远都不会接受这个概念。当年参与杀害犹太人的纳粹受到了审判,射杀翻越柏林墙的东德士兵也被判了刑,可中国那些曾经负责审理、监管、虐待过林昭的人,没有一个受到任何外在形式的责罚,就连他们自己的良心都没有一点点的忏悔。林昭案“平反”了,可是这么多年没有一个当事人愿意接受采访,提供林昭当时的情况。去年终于有一个法官在电话里回答了记者的问题,他说“我是凭着我的良心……”,“凭着我的党性……”,这完全是1962年艾希曼在审判厅上的辩解在中国的翻版。

中国人原来并不缺乏人性,只是1921年以来,确切地说,1949年以来,在共产党统治下,这个社会越来越不讲人性了。那是因为,共产党的党性和一个人的人性是相互矛盾和对立的两个方面,一个人人性多了,则党性自然就少了。那个审判林昭的法官,他可以声称自己有党性,也可以告诉人们,当年他无法凭他的良心,但是他不能说,他过去既有良心又有党性。

那么,共产党的党性究竟是什么样东西呢?说到底,那是共产党希图维持他们一党统治的纪律。从这60多年的情况看说,这是一种罪恶,是一种比“平庸的罪恶”更加丑恶的罪恶。林昭说过, “极权政治本身的残暴肮脏和不义使一切反抗它的人成为正义而光荣的战士”。反抗丑恶的战士当然高尚,可是中国如果过去或者将来没有那些肮脏,林昭就不必去付出自己的生命。

但愿龙华的桃花能够象征、折射出林昭的鲜血,每年四月,提醒我们来缅怀、纪念她!

写在林昭被害45周年之际


Last modified on 04/29/13 12:27
        

#8  权力状态下的良知泯灭-----作者:陈行之             Go Back
ZT: 来源: 正气网


1.说“良知”



现在已经不讲究什么良知了,所以很难像描述惯常事物那样用简洁通晓的语言来描述它的深意。听到人们谴责“中国当代作家丧失了良知”,我的直觉是不管这个群体在自造的小圈子里把自己弄得如何热闹,但是从总体的社会伦理角度来说,他们事实上已经放弃了对社会和民众应当承担的责任,苍白肤浅,猥琐干瘪,蝇营狗苟,不值一提,至于这种我们很不愿意听的谴责在更高层面还蕴涵了哪些意义,实在是不得要领。不得要领怎么办?那就得学习,结果还真的有了一点儿心得。良知是什么呢?简单说来,良知是一种社会与人的道德观念,或者说是一种道德责任感。孟子用近乎白话文的通俗语言做了这样的表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尽心上》)很明白。那么,良知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孟子曰:“仁义礼智信,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已1(《孟子·告子上》)王阳明觉得孟子说的很好,进一步把良知概括为“非由外铄”“人皆有之”“不假外求”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是人对善与恶、是与非、同情与厌恶的一种道德意识。我们可以认为这些表述都很好,契合了人们内心对社会本性和人的健康人格的理解和期许。
“良知”在西方哲学中也是非常重要的话题,几乎所有思想家都在他们的论述中关注了它,我们甚至可以从西方文化的渊源《圣经》中看到这样的描述:“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新约·罗马书》)这里的“是非之心”希腊语原意就是“良知”,而这里“良知”的本意也与我们老祖宗的阐述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并不让人觉得陌生。苏格拉底认为“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生活”,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首要条件应当是“自知”;柏拉图超越了他的老师,意识到一个人如果对政治生活的性质和范围缺乏一种深刻的洞察,那么,苏格拉底关于“自知”的要求就无法达到,他甚至认为个体生活与公众生活是相互依存的,如果后者恶劣、腐败,则前者也不可能完满,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于把人置放于邪恶腐败的环境中的全部危险的描述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好的变坏,坏的更坏。”这就是说,在恶劣的社会环境中,即使最高贵的灵魂也特别易于作恶;卡莱尔从一个民族道德生活的强度和深度及其理智成就而不是从它的政治抱负中看到一个国家的真实的伟大;黑格尔认为良知在是一种支配人的行为的普遍法则:“只有一个绝对命令,就是说按照一个你愿意它成为普遍法则的准则去行动。”康德用诗一样的语言阐述道:“永远不要忘记人类历史中这样一种现象,即在人类的本性里存在着一种对更美好事物的喜好和意欲,这种更美好的事物是任何政治家都不能通过对历史的总结来进行论说的,因而它是不能被预知的。”(康德:《学院的论证》,1798年)值得一提的还有海德格尔的“良知”观。这位存在主义哲学大师令人惊叹地把良知称之为“呼唤”,用他的哲学语汇表述,是“此在”唤起本己“能在”的一个过程(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
。“能在”是什么意思呢?说白了就是“可能性”,海德格尔说,有了这个“可能性”,人才具有一种“选择的自由”……我理解,海德格尔在这里强调的是一种道德意识的个体性原则。任何学问即使是艰深晦涩的学问也是为现实人生服务的,否则学它何用?于是有人试图基于现实人生对良知进行解释,提出至少应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曰“知耻”。“知耻”在中国传统美德中占有重要位置,早在春秋时期,管仲就说过“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的话,把“耻”列为维系社会、国家存亡的支柱之一。知耻是道德的自觉,有羞耻心人就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相反,人若无耻,就会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不可救药。这就是俗话说的“人无廉耻,无法可治”。二曰“知愧”。“知愧”就是知道惭愧和内疚。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过能改,善莫大焉。知愧的前提是知道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所谓愧则有悔,愧则有疚,内心安宁从此遭到破坏,整日处于恐惧之中,这惩罚并不算轻。知愧而忏悔,知愧而努力,良心的安妥比任何物质利益都值得珍视。三曰“知恩”。“知恩”就是常怀感恩之心。日月生辉,雨雪滋润,大自然哺育了万物生灵;父母养护,师长教诲,亲朋们扶助着我们成长……人生在世,谁能够离开社会而生存?谁没有受过别人的恩惠?“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倘若连这起码的感恩之心都没有,那一定极为糟糕透顶了吧?我觉得这些谈论都很好,对于愚钝无知的我很有启发。但是我在这里想到一个问题:“良知”真的犹如孟子、王阳明所言“非由外铄”,纯粹是一种自我产生、自我定向的道德意识吗?“良知”真的像海德格尔说的那样意味着人类个体无一例外具有一种可以进行自由选择的可能性吗?“良知”真的可以在“知耻”“知愧”“知恩”之中自我完善,成为天地之间令人赏心悦目的景观吗?假如这个世界有一种力量,完全不懂得什么“道德意识”的“自我定向”,至少在客观上敌视和阻止人类个体进行健康的道德选择,并且也完全不知道什么知耻、知愧、知恩,它像怪兽一样头顶天穹,脚踩大地“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1真的就来了,这时候你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他该怎么办?良知该怎么办?这不是耸人听闻,这种力量早就来了,它就在你、我、他身边,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里,就在我们总是试图坚守的良知面前。“陈行之先生,你说的那种力量究竟是什么东西?”我的回答是:权力。



2.《闻香识女人》之惑



为了使话题不至于枯燥乏味,我们先说一说电影。尽管智力与精神不断被《英雄》《十面埋伏》《无极》《夜宴》之类无聊庸俗的所谓中国大片侮辱和蹂躏,看电影仍旧是我一个很要紧的爱好,这里我要说到美国影片《闻香识女人》(Scent
of
Woman)。这部由马钉布莱斯特导演、艾尔·帕西诺和克里斯·奥康纳共同主演的经典影片于1992年问世,讲述伯德学校年轻学生查理(克里斯·奥康纳饰)与另一富家子弟乔治无意间目睹了几个学生准备戏弄校监的过程,查理为了得到一张感恩节回家乡的机票,来到退伍军人斯雷德中校(艾尔·帕西诺饰)家中做周末兼职。斯雷德中校曾经是巴顿将军的副官,经历过无数次战争,在一次意外事故中双目失明,失去生活目标的他也失去了生活下去的勇气和信心,准备最后享受一次美好生活,然后结束自己的生命。他带着查理出游、飙车、吃佳肴、跳探戈、住豪华酒店……极尽享乐,幸运的是,善良的查理发现了斯雷德中校的意图,竭力阻止了中校的自杀行为,帮助斯雷德中心恢复了活下去的勇气,他们之间也萌生出父子般的感情。穷学生查理回到学校,恼怒的校监垂斯克千方百计威胁诱导,要求他和乔治说出制造恶作剧的人的名字。对查理来说,说出来,就将继续学业甚至被保送到哈佛大学读书;不说出肇事者,不但到哈佛无望,甚至还将承担被学生委员会开除的严重后果。说还是不说?出卖还是不出卖?对于查理这位年轻的学子来说,成为了哈姆雷特“活着还是死去”式的艰难选择。在学生委员会召集的听证会上,富家子弟乔治妥协了,模棱两可地指出了肇事者,但是纯洁正直的查理艰难地选择了守卫良知,没有出卖同伴——面对校监垂斯克气急败坏的追问,查理的回答是:“对不起,我不能说出他们的名字。”
这当然会引起校监的敌意,查理的厄运几乎无可避免。恰在这时,斯雷德中校出现了,在学生委员会表决之前,这个饱尝人间沧桑的老退伍军人为查理做了精彩的辩护,这段台词无数次感染过我:“垂斯克先生,你不知道什么叫破坏规矩,我应当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破坏规矩——要是五年前,我会拿火焰喷射器把这个无耻的地方变成一片火海!可是现在我太老了,我累了,我他妈的还是一个瞎子!破坏规矩?你以为你在跟谁说话?我经历过无数战斗,我看见许许多多查理这么大的孩子胳膊被炸断了,腿被截肢了……那真是一幕一幕的悲剧。但是,即使那样的悲剧也不能跟我现在看到的悲剧相比,因为我看到了良知被肢解了,丑陋的灵魂瑟缩在一个安全的角落里,就像是一个废人。是的,你凭借手里的权力,当然可以把这个青年人像落水狗那样送回他在俄勒冈州的老家,但是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你们泯灭了他的良知,欺辱了他的灵魂!为什么?只是因为他不符合你们伯德做人的标准?只是因为这个?!伯德,一个很好听的名字,但是你们玷污了它!你们伤害了这个孩子,你们只配被称作伯德的混蛋,你们——哈瑞、吉米、特伦特(搞恶作剧而又不敢站出来承担责任的富家子弟),不管你们坐在哪儿,去你妈的吧-…我刚一来到这里,就不断听到有人说:‘伯德是未来领袖的摇篮’,但是,支架断掉了,摇篮还能够存在吗?伯德作为未来领袖的摇篮,它垮掉了,已经垮掉了。你们这些自认为培养未来领袖的人,看一看你们在培养什么样的领袖?我不是法官,不能说查理今天的表现是对还是错,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垂斯克先生,他没有为了自己的前途出卖任何人!朋友们,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正直,这就是勇气,这才是一个未来领袖所应当具有的品质!现在,查理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他选择了代表着良知和责任的路,让他沿着这条路继续前行吧!这孩子的前途就在你们的手中,学生委员会的委员们,他会前途无量,相信我,千万别毁了他,保护他,支持他,我保证,总会有那么一天,你们会为今天做出的决定感到骄傲,我保证。”
我还记得当年从电视上看到本片获得多项奥斯卡奖时的情形,颁奖者好几次高声颂扬出《闻香识女人》这个片名,由于对故事一无所知,我当时很奇怪:这究竟是一部什么影片?怎么取这样一个香艳的名字?于是等着我国翻译介绍过来,但是最终没有等到,我还是花十块钱买一张盗版DVD才终于看到这部精彩、深刻、感人的影片——看这样的电影才是真正的美的享受,直到现在,每当心情烦躁了的时候,我也总是习惯性地把这部电影再看一遍,心情居然真的能够好起来,就好像眼前这个晦暗的世界也和电影中的世界一样,焕发出了思想和人性的光辉,我们的灵魂被沐浴了。心情好起来就难免想一些事情。改革开放以来,国门逐渐打开,对国外文学艺术作品已经不像以往那样草木皆兵了,突出表现在引进了一些即使在国外也可以被称之为先锋之作的电影——我们的胆子似乎突然大了起来,既不怕色情(虽然有些过于露骨的镜头也被适度删节),更不怕暴力(有的电影宣扬的甚至全部是暴力),尺度很宽很宽。奇怪的是,负责掌管进口影片的宣传文化管理部门并没有引进《闻香识女人》这部获得多项奥斯卡奖项、在全世界都产生巨大轰动效应的电影,难道有坏人遮蔽了他们的耳目,没有听说过也没有看到过它?宣传文化管理部门一向极为注重通过文化产品对人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难道他们没有看出这部电影对净化人的心灵、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有一种的巨大启迪作用?如果他们听说过并且也已经看过这部电影,又是什么东西阻止了他们做出引进的决定?他们在顾虑什么呢?是不是负责引进影片的宣传文化管理部门官员的脑子有问题,就像人们调侃时说的“进水了”之类,所以才没有引进?一个人要是绕在什么问题里,很难自行解脱出来,我继续冥思苦想,结论是:不是“宣传文化管理部门官员的脑子有问题”,而是我的脑子有问题,“进水”了。一个人的脑子“进水”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因为这意味着这个人差不多完全傻掉了,成为了群体中的“异类”,一个让人觉得“有些怪怪的”人,所以我很重视:我怎么就会突然傻掉了呢?有没有什么办法把脑子里的水挤出来,重新进入到正常人行列,像正常人那样感知这个世界呢?看样子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只能回到现实世界,从有意味的社会事件当中获得启迪,或许还有救。这样,我们就要说到14年前发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的一件事情——它也是一部电影,不同的是它不是艺术家的虚构,而是真实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活生生的惨剧。




3.克拉玛依,我的克拉玛依!



1994年12月8日晚,克拉玛依市最好的剧院“友谊馆”座无虚席,聚集了来自本市7所中学8所小学15个规范班(先进班)的少年儿童。他们到这里干什么来了呢?原来,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教委的领导同志到克拉玛依市验收“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教育”和“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工作来了——在一个权力至上的社会,上级领导来了,下级权力岂敢怠慢?克拉玛依市教委对上级领导的殷勤招待自不待说,送钱送物也未可知。为了使领导同志更加喜悦,克拉玛依市教委还精心组织了一场专门为自治区教委领导同志的汇报演出。所谓“汇报演出”,不但需要演员,更需要观众作为烘托,一如我们经常为了缺少听众的报告会(譬如“英模报告会”)、缺少观众的专题演出(譬如仅仅具有宣传功能的专场演出)、缺少欣赏者的体育竞赛(譬如前不久召开的“残奥会”的很多比赛场次)充当观众去剧场或体育嘲填空”。在此种情况下,所谓“观众”尽管是由一个个有生命、有灵魂的个体组成的,但是实际上他们已经不再是人,仅仅是数字了,甚至还可以说,这些人仅仅具有改变视觉效果的道具意义:你像颜料一样涂改了观众区的颜色,使之变得好看了,这就是你来到这里的全部功能。
“克拉玛依市7所中学8所小学15个规范班(先进班)的少年儿童”目前显现的就是这样的功能,所以剧嘲座无虚席”,热闹而拥挤,到处都是被抽象成为数字的学生的喧哗,到处都是“数字”们的欢声笑语。克拉玛依市教委的领导同志很满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委的领导同志也很满意,演出就在这种欢乐祥和的气氛中开始了。这时候,“友谊馆”里共有学生、教师、工作人员、验收团成员及当地领导796人。......6时20分左右,舞台第7号光柱灯烤燃了幕布,燃烧极为迅速,火焰从舞台向剧场顶部蔓延,在一片惊呼声中,本能驱使学生们向剧院出口涌去。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让历史记住的事情:主持演出的克拉玛依市教委的一位官员站到台前大喝一声:“学生坐着别动,让领导先走1
学生们出现了短暂的犹豫。孩子们并不知道,在如此危急的时刻,“短暂的犹豫”意味生死两界!孩子们不知道的事情,大人是知道的,教委的领导同志更知道——就在孩子们“短暂犹豫”的时候,坐在最前面、离火源最近的官员们就像兔子一样从座位上跳起来,往剧场出口窜了过去。大火顷刻间把剧场整个吞噬了,从烈焰中蒸腾的毒气把学生和老师成片熏到在剧场里。本次火灾共造成326人死亡,大部分是8岁至15岁的学生。当地政府以及更高级的政府,就像任何灾难发生以后所做的本能反应那样,首先向外界严密封锁了消息,我上面的引述不是来自媒体的即时报道,而是来自灾难发生几年以后甚至是十几年以后亲历者的描述,正是这些描述,基本上还原了被官方遮掩的事件真相,使我们看到了很多官方不希望人们看到的细节。我举例其中一个细节。大火燃烧起来以后,一位女官员姿态优雅地窜进了女厕所,马上把门反锁住了。这位女官员这样做有两个目的,一是把有毒烟雾阻挡在门外,以免灼伤其柔嫩的呼吸道乃至于威胁到生命安全;二是阻止逃生的学生拥挤进来,挤占已经为她所有的生命空间。如果我们权衡这两个目的的重要性,那么,第二个显然重要于第一个:假如有学生进来,哪怕是一个,都会导致有毒烟雾侵入,那就意味着女官员有生命之虞。学生成为了比毒雾更加可怕的死亡威胁,因此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形:无数学生拍打厕所央求女官员开门,女官员仍旧以一个共产党员特有的坚定沉着姿态应对,就像“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那样冷酷无情地不为学生们的哭喊哀求所动,死死按住门闩,进行着惊天地、泣鬼神的生死保卫战。共产党员是任何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的人,那道生死之门最终还是没有打开,女官员保住了性命,代价是:厕所外面堆了一百多具孩子的尸体。据说灾难发生以后,伤亡者亲属由于对克拉玛依市政府对善后处理工作不满与政府发生了冲突,把遇难孩子的照片和生平简介摆放或悬挂在克拉玛依市主要街道友谊路两边的树林里,连续几十天举行静坐示威。他们的行为得到大多数人的同情和理解,很多市民前往观看助阵而且给静坐的人们送去食物……但是关于这场灾难、关于这场灾难之后遇难者家属的诉求,除了克拉玛依市部分民众之外,外界没有人知道,人们从报纸、广播和电视画面杀个看到的全部是领导者的关心体贴,是遇难者家属对党和国家感激不尽,虽然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记者在火灾发生之后不久到克拉玛依采访,满含义愤地制作了电视片,但是这部电视片没有通过政治审查,也就没有播出……偶尔有一些探讨灾难发生原因的文章,也充满了对“不可抗力”的描述——所谓“不可抗力”就是人力无法阻止,无需什么人来承担责任,“怨的话你怨老天爷去”。事情毕竟太大,而且即使是傻子也能够从这件惨绝人寰的灾难中看到权力的责任乃至于权力的罪责,真相仍旧不为官方所控制,像火灾“毒雾”一样在大地上蔓延,这件惨绝人寰的悲剧才有了这样一个结尾:“14位官员因为渎职罪受到法律制裁”。什么“制裁”呢?有期徒刑,刑期最长为7年(上面提到的那位躲进厕所的女官员被判刑4年)。我不是法律专家,没有资格对刑期说长道短,但是,我又伤心地从《星期天泰晤士报》上看到这样的报道:“所有被判刑的14人都在服刑2到3年以后获释。”
我最初的反应是惊愕,怀疑是反动的西方资产阶级对我们党和国家进行恶意诽谤,但这确实是真的:“所有被判刑的14人”的确“都在服刑2到3年后获释了”——这几乎等于是在确证说克拉玛依大火的确是“不可抗力”造成的“自然灾害”,没办法的事情,无需什么人承担责任。我坚决不能认同这种说法,即使有人认为陈行之脑子进水了,肿胀得水桶那么大,我也不能认同这种说法,这是因为,在我对这件事的考察中所关注的自始至终不是什么如何认定事件的性质,因为事件的性质已经由事件自身认定了,无需多谈;我关注的甚至也不是对权力罪恶做怎样的鉴别和审判——在326条陨落的生命面前,即使枪毙100个丧尽天良的权力者,又有什么意义?我关心的是:在这惨绝人寰的一幕发生和发生以后,在整个事件过程中,我们极为珍重、指望它支撑这个晦暗世界的伟大良知到底在哪里?!它遭遇了什么事情?!




4.克拉玛依官员怎么就成了克拉玛依官员?



社会与人一样,分别具有不同的伦理特征,犹如我在《个体人格与政府人格》中论述的那样,政府作为人类组织的一种形式,和人一样具有不同的人格特征,正是这些特征决定了社会、政府不同的性质和形态,不同的运转方式。就人类个体来说,涵盖在人格中的良知,意味着某人拥有通过其内心世界获得的价值观念,在这一点上,王阳明把良知概括为“非由外铄”的自然品质是有道理的。但是,人毕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复合的社会自我,没有纯粹的自然自我,“任何社会和群体都是众多个人的集体表现,任何个人都应当被视为社会群体的一部分,他没有超然的个人的存在”,人的“道德生活是由不同部分组成的整体”,“个人和群体在道德思想方面的的联系与别的方面的联系是相同的,个人的良知和社会的良知不是彼此隔绝、互不交融的东西,相反,它们是同一事物(社会伦理)的两面。在人为隔离的情况下,譬如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某个特定人的身上,道德生活可能被认为是个人的;但是当我们注意到某些共同的侧面时,比如公众对于某个道德问题的见解,则会被认为是普遍的。”这就是说,任何人的自我都存在于一个巨大的社会共同体中,它不仅不是“非由外铄”,相反,它“必由外铄”——所有社会性因素都将作用于那个被称之为“自我”的东西,人类“个体良知的每一个判断都是社会性的,是社会影响综合作用的结果;社会良知又是无数个体良知的集合体。”([美]查尔斯·霍顿·库利:《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
据此我们可以认为,一个人成为这个样子而没有成为那个样子,必定分别经历过极为复杂类似于物理或化学反应的过程,不管过程多么复杂,有一点可以肯定,社会永远是把自然人变成社会人的重要因子,即使是一个坏人也是如此——霍顿把我们认为是“坏人”的人称之为“退化者”:“退化者和我们一样是社会中的人,他在退化的群体中一定会受到那个群体的影响,是那个群体培养了他的良知(的状态和质地),群体信奉的原则必定是他所信奉的,他不会顾及别人怎样评价这些原则。如果某所大学有酗酒、赌博、考试作弊等坏习惯,那么,新入校的大学生也一定会成为酗酒、赌博和考试作弊的人。”(查尔斯·霍顿·库利:《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究竟是什么东西使克拉玛依官员成为了克拉玛依官员。为了叙述方便,我必须给那位断喝“学生坐着别动,让领导先走”的官员取一个名字,我们就将他称作马伊。......
我们当然应当谴责马伊为了追逐官位在危急时刻良知泯灭,才发出那一声断喝,但是假若我们把他放到我所描述过的社会背景中,你不觉得还有一种东西应当为此承担比马伊更大的责任吗?这是一种什么东西呢?简单说来,这就是极权主义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或者换一句话说,是权力至上、“利出一孔”的社会文化结构,决定了几乎所有事情为什么这样发生而没有那样发生。卢梭说得更加直率:“一切都从根本上与政治相联系;不管你怎样做,任何一国的人民都只能是他们政府的性质把他们造成那个样子。”(卢梭:《忏悔录》,第九章)




5.先祖的遗训



春秋战国的政治改革家管仲因为辅佐齐桓公成就春秋霸业儿被称之为“春秋第一相”,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是第一可敬可爱的好总理。这位总理究竟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以至于得到了这样高的评价?管仲说:“利出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半屈;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引文出自《管子》)意思是,国家要有统一的至高无上的政治经济法律手段,控制人民任何谋求精神价值和物质利益的渠道,你这个国家将天下无敌;倘若有了两个渠道,你的国家权威就会减半,战斗力大打折扣,这时候你就必须小心了;倘若很不幸地有了三条渠道,那么,你就无论如何不能兴兵打仗了,没有人会为你卖命,你肯定会输掉战争;倘若更不幸有了第四条渠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管仲同志直言:你死定了。如此可怕的结果又隐藏在什么样的逻辑关系之中的呢?管仲进一步解释说:“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羡,隘其利图,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引文同上)意思是,这可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你要是一个有很高政治智慧的君主,就要严格控制或堵塞人民获利的渠道,形成给与不给、贫困与富足都取决于君主的局面。这种局面一矣形成,民众自然会拥戴你为日月,亲近你如父母。中国历代统治者都记取了先祖的嘱托,把所谓的“利出一孔”奉为维持统治的金科玉律,管仲的思想绵延两千多年而不失其价值,直至今天(请读者注意这四个字),一个人的最高存在价值只能体现为国家力量(在我们这篇文章的语境中,就是马伊上面的权力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委和克拉玛依市教委负责人)的认可和褒奖,其他没有任何实现个人价值的通道。
鲁迅先生是一个洞悉中国社会奥秘的人,他在小说《狂人日记》中塑造的“狂人”对他所生活着的世界充满了戒备,有一种深刻的直觉:“我翻开历史一看,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一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1鲁迅的许多论文和杂感都充满了对权势者摧残弱小生灵的愤慨和反抗,五四精神在鲁迅那里才真正被赋予了一种令人振聋发聩的质感。在传统文化重压下,人实际上从来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人”遗失在了苍茫浩渺的历史长河里,尴尬地处在两种处境之中:一种是“做奴隶而不得”;一种是“坐稳了奴隶”。
无独有偶,李大钊在分析中国的社会情状时也指出,“观以伦理,东方亲子间关系切,西方亲子间关系疏。东方以牺牲自己为人生之本务,西人以满足自己为人之本务。固东方之道在个性灭却之维持,西方之道德在个性解放之运动。更观以政治,东方想望英雄,其结果为专制政治,有世袭之天子,有忠顺之百姓。政治现象毫无生机,几于死体,依一人之意思,遏止众人之欲望,使之顺从。”(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
刘再复先生在分析五四运动精神成果时指出,中国社会“种种的‘吃人’显示了国民身上根深蒂固的弱点:主性与奴性,姑且称为主奴根性。所谓主性,是指那些无视基本人权,横行无忌,虐杀无辜的劣根性;所谓奴性,是指那些自甘为奴隶、泯灭自我和良知,甘心情愿处于非人的地位或处境的劣根性。无论为主或为奴,它们都典型地体现了对‘人’的扑杀、压缩、抑制。在由主子与奴隶组成的世界,不允许真正的‘人’的存在;在弥漫着主奴根性的文化氛围里,不允许个性精神存在。这个世界只认识两类怪物:一类主子,一类奴隶,而不认识真正意义上的人。”(刘再复林岗:《传统与中国人》,第108页)纵观历史,横看现实,我们都会发现,我们很顺利地进入到了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归纳出来的“历史主义”的通道:一切个人和社会的行为都服从和服务于某种历史(权力者的意志)目标,所有的起点都服务于这个终点。波普尔首先从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发现了历史主义的脉流,经过一番梳理,这股脉流竟然延续到了现代社会的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波普尔令人信服地证明,人类文明中的某种毒素始终没有从社会肌体中消失,它们流淌在人类生活的血液之中,引起时断时续的高烧或者低烧,在某些部位造成溃疡甚至瘫痪。刘再复先生提出了“权力伦理化”的概念,能够很好地佐证和延展波普尔的观点:维持宗法统治,“需要一套完整的有益于宗法制度的伦理体系去灌注个体的灵魂,让众生通过道德自觉主动认同现存秩序,是赤裸裸的权力关系转化成为文质彬彬的伦理顺从。”(刘再复林岗:《传统与中国人》,第126页)这种顺从正是造成社会肌体产生溃疡和瘫痪的条件。今天,任何在体制内生存的人都知道,在“利出一孔”的权力状态下,人际关系往往是扭曲的,因为所有人都必须无条件面对最终的裁判者——权力,所有人为了利益最大化都得使出浑身解数阿谀权力,为了占据一个好位置,即使是道德高尚的人也会把自己变成小人,不择手段地把同类踩到脚底下去,他们“当面是人,背后是鬼”,“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你无法判断浸润着你的友谊究竟是毒药还是珍馐?向权力者出卖朋友成为晋身的家常便饭。所谓“祸从口出”并不是说你说一句话就死了,而是因为有人把你的话告密给了权力者,权力者对你施以了合法伤害权,“公事公办”地把你给办了,所以,我们总是不断看到有人或者十分清醒或者稀里糊涂地遭遇不测。在这种情况下,你如何要求小小的马伊保持道德的高洁?你又如何要求这个想过好日子的人恪守良知,不去当主子而是去当奴隶?!在“利出一孔”的社会结构中,人只能被社会强力所弯曲,证实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东西只能消失在动物性的利己主义选择之中。在这种文化浸润下,小小的马伊又有多少选择空间呢?几乎没有。如果他想像模像样活着,甚至还想出人头地,那么他必将选择卑鄙,在危急时刻必将泯灭良知。我们甚至可以说,选择在这里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自主的含义了,它变成了一种强制,一种规定……这就是制度的力量,这就是文化的力量。这时候再来想一想那个在伯德学校大放厥词的美国退伍中校斯雷德,就会觉得那个家伙绝对是一个异类,一个让我们无法理解的人——不是无法理解他的信念、他的勇气、他的不同凡俗,而是无法理解这样一个人怎么能够容身于被我们深深恐惧着的社会?我们还可以发出这样的诘问:我们的社会为什么不能造就斯雷德这样的人,却成批成批地生产着马伊?在一个据说被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民族群体中,良知为什么反倒逐步丧失了栖身之所?如果说造成这一切均源于被鲁迅鞭挞过的所谓传统历史文化,你有什么理由只让两千多年前的孟子同志、管仲同志,甚至于“赵太爷”者流来对目前这种令人精神窒息的社会状况负责呢?你能闭住眼睛不看现实吗?




6.良知:何人看守?何人泯灭?



现实很让人沮丧,犹如我在文章开头所言,“现在已经不讲究什么良知了”。这不是臆想,也不是没来由的错误判断——既然我说到了文学,说到了中国当代作家,那么,我就把这个领域也作为一个观察孔,进一步论证究竟是何种力量在纵容和蔓延着对良知的泯灭。我是一个作家,一个写小说的人,本来,文学话题应当成为我的主要话题,但是最近两年我却很少谈到它,主要是厌恶。我说“智力与精神不断被《英雄》、《十面埋伏》、《无极》、《夜宴》之类无聊庸俗的所谓中国大片的侮辱和蹂躏”,指的是最应当承担起护卫良知和责任的这个行当出现了大规模谄媚、庸俗与堕落,某些电影(以《英雄》为代表)甚至公然喧嚷与历史流向和公众渴望背道而驰的有害价值观,某些电影(以《夜宴》、《十面埋伏》、《无极》为代表)则用宏大场面展示杯水风波,把一些不值得赞赏和尊重、甚至令人极为厌恶的精神垃圾拿来,试图让观众去赞赏和尊重。我们当然可以认为中国影视作品不乏优秀之作,譬如《活着》、《秋菊打官司》、《看车人的七月》、《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但是中国影视的主流,仍旧缠绕在意识形态喧嚷(譬如花费纳税人大量资财拍摄的所谓“主旋律影片”,既有战争题材,亦有以所谓的“英雄模范”先进事迹为题材的影片)和畸形的审美境况(除了展示色情、低俗和堕落之外别无所有的影片)之中,严重脱离生活,胡编乱造,塑造出来的人物就像用驴皮雕琢出来的皮影道具一样轻飘,没有血肉,不具备任何精神价值。社会是一个系统,社会文化作为子系统的状态直接渊源于整个社会系统的状态。当《英雄》公然颠覆古往今来的中国人民对于反抗暴政的理想主义幻象(因为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说出所谓为了“天下”而“不杀”暴君之时,已经不是张艺谋作为导演的个性化艺术选择,它反映的是一种社会价值系统对一个才华横溢的伟大导演的强制性胁迫。这就是说,不是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们创造了不尽人意的艺术品,而是一个制造精良、运转良好的社会系统鼓励和赞扬了有害的、畸形的、虚无主义的价值观,所以才结出了这样“有害的、畸形的、虚无主义的”艺术之果。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吗?我认为很严重,因为这个问题远不在问题本身,它还蔓延成为了很多其他的问题,譬如:在一个以权力为中心的社会里,会出现一种被我称之为“社会黑洞”的社会天文现象:一切都围绕权力黑洞运转,没有任何物质(即使是光线)能够从它的巨大吸力中逃逸;在这个可怕的被吸纳的过程中,道德将发生畸变,良知将被泯灭,人性将出现扭曲,一切都处在脱离常规的变形状态之中——在这种状态之中,除非那些信守“不自由,毋宁死”的家伙们,任何在正常意义上讨生活的人,哪怕再伟大的艺术家也不能不妥协,不能不被弯曲。好,我们同情他们的妥协,我们也不责备他们被弯曲,那么,我们随后会发现什么呢?我们随后就会发现,在我们的世界里(无论艺术作品还是现实生活中)找不到斯雷德,我们听不到他的声音,看不到他的容颜,相反,我们在强烈的意识形态灌输下不断看到被艺术歪曲了的现实,不断看到苍白轻飘如皮影戏道具一样的失血人物在屏幕上晃来晃去,不断看到良知像不具备任何反抗能力的人那样被冷落,被推搡,被蹂躏,被泯灭,直到有一天,我们终于看到许许多多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灾难被权力和资本遮掩,终于看到被称之为“无冕之王”的记者被收买,直到看到在21世纪的中国竟然长时期存在着一种奴隶制的用工方式(山西黑砖窑事件),终于看到马伊毅然站立在舞台中央,向小学生们断喝“学生坐下!让领导先走1终于看到数百条天真烂漫、尚未真正开始人生的生命扑倒在社会机器造就的价值通道上!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大多数坏事都是那些自认为正确的正常人做出来的,因为他们的良心受到了他所从属的那个群体的意识形态的鼓励和支撑——伟大的德意志民族不就是这样变得疯狂起来,投入世界大战的么?“在这样的时刻,个人对他自己的力量已感到一种深深的不信任。自由不是人的自然遗产,为了获得自由,我们必须为之去奋斗。如果人只是简单地顺从自然本能,那么,他将不会为自由而斗争,他将宁可选择依从,因为依从要比自己去思想、判断和选择容易得多。这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不管人在个人生活还是在政治生活里,自由都经常被看作一种负担而不是一种光荣的特权;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人们会试图抛弃掉这种负担,这时候,极权主义的国家力量和政治神话就会乘虚而入,有意识地肢解自由,并进一步解除人们身上神圣的个人责任。”([德]恩斯特·卡西尔:《国家的神话》)可见,良知被泯灭不是什么轻飘好玩儿的事情,它所造成的恶果像油污一样蔓延在大地上,到处都是粘稠和腥臭,你身在其中,不能不受浸染。我不说什么国家力量,也不说什么政治神话,仍旧只说我们这些芸芸众生过的日常生活:任何社会苦难和幸福都与所有人息息相关,所以,当我们看到马伊的卑微灵魂在寻求生存和发展过程中一步步泯灭良知,将数百条生命送给死神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这里面含蕴着的社会学机理,它是浅显的,然而又是深刻的。任何一个读者,假如你是一个有心人,一定能够从你的日常生活中,从你的生存处境中,找到相同或相似的例证,这些例证会让你确信:陈行之说的还真有一点儿道理。这么说,我们是面临一场严重的社会道德危机了?是的,是这样的。
“在伦理学意义上,如果一个人的动机依赖于他自己的判断和他自己对什么是道德责任的确信,那么,这个人就是一个自由的主体——按照康德的说法,自由等于自律。”([德]恩斯特·卡西尔:《国家的神话》)问题是我们失却了这个“依赖于自己的判断和自己对什么是道德责任的确信”的条件,我们不得不放弃作为人的最高特权的诚实和正直,我们不再是拥有独立人格的主体,我们过的是一种并非我们选择的生活,表演着被规定的仪式,用相同的方式感觉、思维和说话,我们把“我”遗失在了荒原之中,我们就像提线木偶,虽然在动,但是支配我们的并非我们自身的心智和灵魂,而是另外一种力量。我们遭遇了从未有过的精神危机。这种危机不但在东方,即使在西方也存在,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没有没有危机的社会,也没有没有危机的群体,古往今来,人类就是在危机中完善社会从而完善自己的。胡塞尔认为西方社会的科学和哲学危机,甚至于一切当代社会危机都渊源于“欧洲人性的危机”(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我认为这个观点很好。胡塞尔认为西方之所以会形成危机,是因为欧洲失落了希腊的特别是雅典的伟大传统,结果造成他们关于世界的知识越来越多、越来越细,却离这个世界作为总体的意义越来越疏离、越来越陌生。基督教神学家一般不把良知视为人的自然本性,他们认为,人的自然本性通常被理解为人的肉体欲望,所以它不是良知,而是恶的驱动力。那么作为人的良知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在传统的基督教神学中大致有两种解释模式:一种是奥古斯丁派,另一种是托马斯派。前者主张良知来自于圣灵和启示,良知是人的神性的中心,是上帝与人进行爱的交谈的地方,是“灵魂的火花”,是上帝的声音;后者则主张良知是人的理性中的那种分辨是非的能力,因为人是上帝创造的,上帝造人的时候就赋予了人理性的能力,用《圣经》上的话说,人是上帝照自己的形象造的,良知是人之作为“上帝的肖像”的体现,人保留了良知,就是保留了上帝的肖像……说得很玄乎,让人不得要领。但是,如果我们简化一些,把这里的所谓“上帝”换成“社会”,一切就都简洁通晓了:良知是人的灵魂的中心,是社会与人的灵魂对话的地方,灵魂不可能永远抗拒社会的劝导,犹如基督徒不可能永远拒绝上帝的声音……在这个意义上,人是社会按照它自己的运行规律和状况创造出来的一种复合形象,良知只有作为“社会的肖像”的反映才能够被认识和理解。我们就是这样理解斯雷德的,我们就是这样理解马伊的。
......



我们还是回到开头,回到电影。电影作为文化的一种载体,是从属于某种社会文化的,它的价值观念更是直接渊源于社会文化价值观,在崇尚民主、自由,把个人尊严和价值看的重于一切的美国,出现一部《闻香识女人》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而这部电影与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严谨表述是官方倡导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核心是集体(国家、政党、团体乃至于“单位”)尊严和价值永远大于个人的尊严和价值,任何个体都必须让步于权力,譬如那个叫查理的孩子,必须为了伯德学校和校监的尊严放弃自己的尊严,出卖他的同伴,出卖友谊,出卖良知……可见,《闻香识女人》是一部与我们的文化意识形态尖锐对立的影片,宣传文化管理部门的官员不用多么高的智慧,仅仅凭着本能就可以做出反应:绝对不能让斯雷德的声音回旋在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上空,绝对不能,否则,党不答应,国家不答应,“单位”也不会答应。宣传文化管理部门的官员坚守了应当坚守的东西,他们把这部电影阻挡在国人视野之外是对的,他们既没有渎职也没有失职,他们十分优秀地履行了自己的责任。我已经说过,在我们的意识形态语境中,党和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任何个体的人的东西都必须服从于这个目标,包括道德,包括良知,甚至包括人性,这不是我的个人判断,这是历史一再证明的规律或者说原则:在革命历史尤其是建国以后历次政治运动中,在意识形态鼓动下,曾经出现大量发生在情人、父子、同事、朋友、夫妻间的出卖和背叛,作为意识形态反映的小说、戏剧、电影等文艺作品,更是对而这种令人心痛的出卖和背叛进行不懈的赞扬和鼓吹……所有这些如果仅仅意味着“过去”,我们或许还可以不那么在意,革命年代自然有革命年代的价值观,疯狂年代也自然会有与之配套的精神疯狂。但是,假如你注意到我们活着的当下,在本应当获得极大解放的人的精神之上居然仍旧横亘着一种超越于人的存在的目标——波普尔谓之为“历史主义目标”——并且深刻地作用着我们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就不能不酌量酌量了。酌量什么呢?酌量良知是否能够抗衡意识形态蛊惑?假如不能,良知若何?意识形态又若何?在我看来,这些问题至关重要,如果你是一个看重人生意义的人,就不能不想方设法为它们寻找答案。假设你也和伯德学校的学生们坐在一起,看到那个叫斯雷德的美国退伍中校对泯灭良知的力量表现出震怒,听到他关于“你们这些自以为培养未来的领袖的人,看一看你们在培养什么样的领袖”的质问,你将做何感想?会不会想到现实生活中人们在权力高压下发生的种种道德畸变乃至于良知泯灭?会不会想到你在“单位”因为正直而得罪了领导、被身边所有人遗忘和蔑视的恶劣处境?会不会想到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牺牲者遭受的冷漠、折磨乃至于肉体被灭失?会不会想到当社会和人需要一种力量与权力抗衡,或者说渴望被护卫的时候,人的良知却像老鼠一样瑟缩到角落时的种种丑恶行径?会不会想到在一个需要有人呼喊正义的社会事件中,懦弱的人们(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大学教授、新闻工作者等等本应当负有承担社会责任的人)可耻地选择沉默,在客观上纵容不正义横行的懦夫行为?会不会想到权力能够让一个柔弱的人举目四顾而无助,只能铤而走险拿起武器杀人的情形?你会想到的,因为,归根结底,不是意识形态或意识形态宣传使你成之为人,而是社会、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瞬间使你成之为人,你必将能够超越羁绊,把思想的触角伸向意识形态无法禁锢的地方,看到人所看到的一切。这时候,美国那个色情的、堕落的、疯狂的退伍中校斯雷德就会显现出崇高的道德意义——他在社会权力重压下仍旧像人那样站立,认为查理“没有为了自己的前途出卖任何人”,是显示出“正直和勇气”;他宣称正直和勇气“才是一个未来领袖应当具有的品质”;他鼓动着一种你平时想都不敢想的观念:所谓“权力者”并不天然代表正义,相反,在他们的本性中往往带有野蛮残忍的特性,正是这种特性使它们与良知水火不容,良知拘束他们的作为,限制它们扩张,他们必将排斥良知、泯灭良知。这同样不是他们的自主选择,而是一种本性使然,即使他们厌恶了这一切,权力者的身份也必将使他们在这条既定的轨道上狂奔,即使想停也停不下来。他们不得不两线作战:一方面对自我,想方设法不让自己被良知禁锢,以便由着性子做一个很幸福的坏人;另一方面对他人,千方百计不让良知阻碍权力对社会进行疯狂攫拳…这是不可调和的斗争,永无止息。斯雷德对良知的信诺,如果说还有什么更为直接意义的话,那就是使他们的这种斗争更加艰难而不是更加容易,他在客观上延宕了他们的艰难……良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呵护,生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更美好,社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更健全,世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让善良而柔弱的人感觉更值得留恋。
        

#9  Re: 寻找林昭的灵魂             Go Back

林昭(1932年12月16日-1968年4月29日)

谢和谈记起这个日子。林昭是真正以灵魂而伟大的英雄。我要以她写的赞美英雄的诗和贝多芬赞美同一个英雄(第四乐章是赞美普罗米修斯的主题和变奏)来纪念她。

林昭: 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




和谈 wrote: (4/28/2013 20:32)
龙华四月林昭血

“我经历了地狱中最恐怖最最血腥的地狱;我经历了比死亡本身更千百倍的更惨痛的死亡。”——林昭狱中血书

写在林昭被害45周年之际



Last modified on 04/28/13 2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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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得其乐
        

#10  Re: 寻找林昭的灵魂             Go Back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ccz/article_2010082616807.html


张元勋: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



  ——最知情者的回忆


  1957年的北京大学,师生之中有1500人因“反右”“扩大化”而蒙受不白之冤,很多人被开除了公职与学籍,发配于穷山恶水、荒原大漠之间亡命了之,22年后,又把这“扩大化”了的1500人无一例外地平反,也就是,就北大来说“扩大化”已“扩大”到无一正确全盘错误的程度!41年之间,我们全年级竟有近10位同窗英年早逝,时运的坎坷,生计的艰辛,过早地夺去了他们才华横溢的生命!


  但是,我们还要提及另一些在1957年风暴的延展中惨死于“人民”枪口下的北大冤魂:哲学系的学生黄宗羲绑赴刑场,临刑前对妻子说:“我死后你不要守着,早一点找一个家,好好教育孩子跟着党、跟着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他被杀在1958年。


  西语系英语专业的学生顾文选,1966年夏自河北省某劳改农场逃出后不久被抓获而归,即被处死,其时他无妻室,亦无遗言。


  化学系的学生张锡琨,企图越狱而被处死,时间已是“四人帮”垮台后的1977年。他的遗体由他妹妹领走,掩埋于四川盆地。


  而中文系新闻专业的1954级女学生林昭之死,则由于是被密杀及灭尸更被掩盖得毫无踪迹!


  她死得惨烈,死得冤枉!


  ◆林姑娘是游先生看中的女才子


  我的案头放着一份1954年8月15日的《解放日报》,其7-11版刊登的是《全国高等学校一九五四年暑期招考新生录取名单(华东区部份)》,第十版:“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新生名单中有一个“彭令昭”。当我们负笈京华、欢乐聚首燕园之初,“彭令昭”一直是名下无人的“隐君子”。两个月过去了,在杨晦先生为全年级开讲《文艺学引论》的阶梯大教室,我们终于弄清了那个叫“林昭”的姑娘就是“隐君子彭令昭”。她在全年级的“亮相”,是因为系办公室的冯世澄先生举着一捆寄给“彭令昭”的书,并且喊着这个名字,而从座间起立跑到冯先生旁边的却是林昭,她是苏州人,“令”与“林”是同音字。她自中学即投稿发文,以“令昭”为笔者,后则改用“林昭”,盖以“令”、“林”是同音字。此处对她名字的说明为了纠正当今的某些文章中的妄说,说她“非常像”、也“非常爱”林黛玉,自己才改为“林昭”的。其实,林昭是最不喜欢别人说她是“林黛玉”的。


  我第一次与她交往,是在图书馆的善本书库里,她正在那不太亮的台灯下翻阅着一大堆线装书,我看出那是《毛诗郑笺》,后来我们从图书馆出来,在南阁、北阁旁的逶迤小路上,她边走边对我说:“《风.七月》:『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说的是什么?我看说的是女奴隶为奴隶主的小姐作陪嫁奴隶的制度,她们陪嫁异国,就永远不会再见到自己的生身父母,所以『伤悲』。古代的学者早就指出:『妇人谓嫁为归。』还说:『诸侯之女称公子也。』可见『公子』是贵族小姐,不是少爷,现在许多注本,都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女奴悲伤,害怕被奴隶主公子掳去,受到侮辱。』岂不荒唐。她又进一步分析说:“其实,我看整篇《七月》几乎用了极大篇幅描写了奴隶主为他的女儿准备出嫁的细节,从养蚕采桑到织布染色,从狩猎狐狸到『为公子裘』,准备的都是嫁衣。”她的这些观点,大约也曾请教过游国恩先生,记得有一次,游先生身体不适,我到燕东园去探望,他还谈到林昭的勤学与多思,提到她对《七月》的见解,游先生多有称赞。后来,听说游先生曾建议系里把林昭从新闻专业转到文学专业,先生以为:林昭若从事古典文学的研究,会很有前途。后来不知为什么游先生的这一建议没有实现。1980年12月11日,在北京为林昭举行平反追悼大会之次日,我与林昭的妹妹彭令范女士到北京大学燕东园杨晦先生的寓所去拜望并辞行,这位86岁的仁厚长者见到我们怆然泪下,他向我说了两件事:一、当年在讨论逮捕我的时候,先生是坚决反对的;二、当年在讨论游先生建议林昭调入文学专业的时候,先生是坚决同意的。--但皆适得其反!先生不无感叹地说:“我每当想起这些就觉得心里难过。稍停又说:“林昭是游先生看重的学生,多少次游先生的学术讲演,都是即席发挥,没写讲稿,事后都是根据林昭的记录整理存文的,如果没有后来的那场运动,林昭可能会成为游先生的好助手!即令不改专业也无妨于此。


  ◆在芬芳灿栏的日子里


  1956年的秋天,北大党委决定创办一个学生综合性文艺刊物,这就是非常著名的《红楼》。《北大诗刊》停办,并对其编委会成员作了增补,而成为《红楼》编委会,阵容如下:


  主编:乐黛云先生


  副主编:康式昭、张钟


  编委:马嘶、李任、王克武、林昭、张元勋、谢冕、张炯(名字的次序是依当时的年级自高而低排列的)。


  别看那么一个著名的刊物,而真地要到北大去找那个“编辑部”,却是找不到的。因为根本就没有那么一间专用的办公室,每次开编委会,都是临时借用学生会、团委会甚至党委会的办公室,而具体的修改文稿、校对清样等工作,就往往“习惯性”地挤在林昭的宿舍里,那间屋在文科女生宿舍27斋二楼,四人一室。但我们在那里也只能利用课外活动时间,上午有课,晚上自是不应打搅她们。那层楼住着的新闻专业女同学,林昭之外,还有五位后来也成右派的,包括张玲、韩其慧,她们都在“57之难”后,发配西北,韩其慧死于其处,弃身沙丘热海之间。张玲在20年边塞大漠的磨难之后,有幸回到北京。其余三位都由于忧患太重、去日苦多而身染沉疴。


  1956年12月31日的夜晚,北大的燕园内灯光如昼,可容纳八千人的大小餐厅,学生宴会之后,早就打扫得干干净净,大餐厅的中心放着一个直径两米的大花盆,里面栽着一株五、六米高的针松圣诞树,枝叶之间灯光明灭,空间是被香水喷过了的,弥漫着茉莉、玫瑰的芬芳8迎接伟大的1957年”金色大字悬挂在主席台上,所有的聚光灯都投射在这十个金色大字上,彷佛它就是即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那金色的日子!那光明的日子!那光彩夺目、充满伟大希望、铸定前途灿烂的日子!


  其实正是严冬,北京的冬季其实奇寒,而北大的儿女们的脸上都蒸腾着汗气,舞厅内灯光微暗而柔美,姑娘们的脸上大约都有粉,嘴唇是被唇膏涂过了的,在微暗的灯光中看去,红唇却成了黑色。林昭与张玲也在这“无忧之境”里飞翔。


  午夜11时30分,我们敬爱的马寅初校长、周培源教务长等学校领导来到迎接新年的会堂,登台贺年,舞曲骤停,八千骄子静立。当午夜的钟声敲响第十二响,余音未绝,北大沸腾了,如群山在笑!这八千子弟的第一句高呼,呼的是什么?是——


  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马老的习惯用语:“兄弟我。刚一出口,他的话便被海涛般的掌声所淹没,这位慈祥、正直、爱国、渊博的长者,他又何曾料到这样坦率、真诚、融洽、无虑的聚会,以后竟不会再有了!永远也没有了!他何曾料到:再过四个半月、五个月,一场史无前例的“引蛇出洞”之战,会在这八千“天之骄子”中展开!其心之决,其志之壹,可谓任何“回天之力”皆已不存!颇有“宁可负人,不可负我”的韵味,这是为马老所不曾料到的!于是,就在这八千骄子之中竟有1500人中计罹难,有如林昭这样的正直、热忱、赤诚、爱国的青年男女死于枪杀,更不用详说那一支被逮捕、被开除、被远放、被驱走的不幸大军,他们浪迹天涯,背亲离戚,在荒原绝域、饥寒劳苦中熬尽了青春岁月,有的历尽折磨摧残英年而逝,有的茍活幸存也憔悴若痴,且年及衰颓、孑然孤苦,苍天不助!--在这1956年的除夕午夜,时光流向1957年元旦的临界时刻,这是马老、也是所有的人所不曾料到的!


  马老的绍兴乡音未改,高呼着:“兄弟我给大家拜年。一个穿著大红毛线衣、白色长裙的女同学登上主席台,把一串鲜花“项链”恭敬地戴在马老的脖子上,垂在他的胸前!掌声、欢呼声混成海洋!这时,马老率领校领导们走下主席台,来到学生中间,舞曲又重新响起,一个男同学跟在他的背后,把双手放在马老的双肩上,而周培源教授则又跟在这个男同学的背后,也把双手搭在他的双肩上,如此照做,很快一条“人链”连结而成,又似一列列车,在祖国的大地上快跑,马老是火车头,在舞曲的优美的节奏里,他带领着这支中国一流的科学大军向前快跑!他率队而行,开始只在边缘,队伍像一条长龙蜿蜒蠕动,缠绕婆娑,幻化斑斓!逐渐向中心盘旋,于是八千人组成的长龙,形成一个极大的漩涡,八千骄子都坠入其中,而马老则在这漩涡的最中心,豪情无限!


  哪能想到,这真是一桩“异兆”!正如《红楼梦》的第七十五回之“开夜宴异兆发悲音”一样,以“漩涡”为开始的1957年,终于把马老及八千子弟席卷而下,这悲壮的下场竟在欢乐之夜怪异般地形成!可是谁又能去思量与留意!


  《红楼》终于在1957年元旦之晨与八千儿女见面,在刚刚结束了新年通宵舞会的大餐厅门前,两张大餐桌上堆满了《红楼》创刊号,参加了通宵狂欢的北大儿女们,晚妆未残,微有倦意,便围购如堵,林昭与《红楼》编辑部的发行组组长李鑫与其它同学一起在那里忙碌着,而大家都同时发现:创刊号的封面上是一幅木刻图案,是一个牧羊人正驱赶羊群走下山岗,山上草木摇曳,山外浓云翻滚,图案题名竟是“山雨欲来”四个字。


  “山雨欲来”,这对伟大的金色的1957年元旦的第一印象,竟不幸言中!我们已忘却当时为什么采用了这幅木刻作为《红楼》的创刊图标,图文连述,岂不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吗?这与汹涌的漩涡岂不是异曲同工、不谋而合了吗?为什么竟如此之贴切!异兆与儆示在北大儿女面前发出了历史的悲音!这期刊物的第二页,刊登的是林庚先生的《红楼》:


  红楼你响过五四的钟声


  你啊是新诗摇篮旁的心


  为什么今天不放声歌唱


  让青年越过越觉得年青


  《红楼》的第二期于1957年3月1日出版,那一期的责任编辑是林昭和我,直到今天,那一期的二校清样,还收藏在我的书橱里,那上面还留着林昭改稿校对的字迹和符号。


  她在《编后记》里写道:


  “我们希望能在《红楼》上听到更加嘹亮的歌声,希望我们年轻的歌手,不仅歌唱爱情、歌唱祖国、歌唱我们时代的全部丰富多彩的生活;而且也希望我们的歌声像炽烈的火焰,烧毁一切旧社会的遗毒,以及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东西。”


  可以看出:从林庚先生《红楼》诗中呼唤曾响过“五四”钟声的《红楼》再“放声歌唱”,到林昭的呼唤“我们的歌声像炽烈的火焰烧毁一切”“遗毒”和“不利的东西”,这一种主张用“五四”传统荡涤浮现在当时的黑暗与毒害的呼唤,是1957年新年伊始的一种思潮和渴望,一掣山雨”确实已在慢慢地向中国大地袭来!终于使“红楼一梦”化作了“楼头残梦五更钟,花底离愁三月雨”了!


  《红楼》的第三期是纪念“五四”专刊,《红楼》编辑部几乎是全体动笔,马嘶、谢冕、林昭都拿出佳作,我也写了相形见绌之句充数于版面,另外,还收到孙克恒、任彦芳的优美诗作,大家都在“五四”这个主题里驰骋诗情,跌宕幽思,形成了数十首异彩纷呈的峥嵘组诗!真可谓气势不凡!


  这一期几近“诗刊”的《红楼》于1957年5月4日上午在燕园内隆重发行,很遗憾的是:当日发行了一万册,谁会料到今日竟片纸不存!而这一组组诗尚未排印之先便被北大诗歌朗诵团突击排练,经过朗诵的艺术处理,成为一出动人的大型诗朗诵表演,于1957年5月4日的晚上,在北东操掣五四”营火晚会上与火炬传递同时隆重演出。


  最后,所有的火炬都堆在了一起,变成了一座山,涌起了凌空的烈火,把东操场照得如同白昼,数千北大儿女在这火的周围,鼓掌、跳跃、呼喊、歌唱--直到夜深,斗转星移,余烬渐熄。我与林昭离开这里时,晨光熹微,已是5月5日的早晨,星期日,整个校园静得像已入梦,连晨曲也破例未再播放,静极了!犹如《红楼》第二期的“封四”的一幅题为“黄昏”的照片之任锋配诗,其末四句云:


  世界是这么广大


  友谊是这么真诚


  生活是这么美好啊


  我们又这么年青


  ◆1957年5月9日:背叛与离散的开始


  “五四”过去,《红楼》编辑部里逐渐感受着一种离情,编委会内与编委会外的一些作者,都临近毕业,于是举行一次联欢活动的构想乃应运而生,方案很快就拟定:游园!当然是颐和园。但,时间呢?只能在星期天,5月12日是5月5日后的第一个星期日,但那天中文系要开运动会,我们都要参加,(《红楼》编辑部中除了王克武是西语系的,其它全是中文系。)于是只好再往下推迟一周,确定在5月19日了。


  5月19日那天,春光明媚,气候宜人,确实是兴致最浓,参加那次活动的有马嘶、李任、孙克恒、薛雪、康式昭、谢冕、任彦芳、杜文堂、张钟、林昭和我,我们一早就从北大西校门口乘“332”公共汽车到颐和园,十张入园券共1元5角,而后沿知春亭向北,走长廊至排云殿,登佛香阁至智能海,到后山,沿苏州河从后门出颐和园,而后乘车返校,抵北大已是下午5点多。那天,林昭带着一个“120”照相机,她做摄影师,拍了许多照片,后来我们每人都洗印了,但今天只有一张在知春亭畔的合影还夹在我的一册旧书里,在公安局、监狱、“文革”之火的历次劫难中幸存了下来,成为“5.19”《红楼》编委会的颐和园之游的唯一的纪念,也是《红楼》编委会的唯一的一张合影纪念。


  那天的黄昏时分,北大的学生大餐厅的东门外的墙上出现了大字报,非常巧合,那天在大餐厅里正举行一个全校性的大会,是党委的副书记作报告,天气已暖,在餐厅外的广场上坐满了人,于是墙上的大字报立刻便被人发现了,大餐厅东门外渐渐围满了同学,许多人用手电照着,注意地读着那用红色标语纸毛笔大字写成的诗行:《是时候了》。


  大约晚上十点钟,大会结束,同学们走出会场,大餐厅东门外的人更多了,最后甚至拥挤着,手电的光束从远远近近一齐投向那张“大字报诗”,有人捧着小本子在抄,还有闪光灯及拍照的声音。


  午夜以后,校园内声籁俱息,可是,在许多宿舍里,灯光却是彻夜地亮着:有的变成小组讨论会场,有的则是产生大字报的家园。


  大字报,红色的纸,在至今知名于世的“北大三角地”迅速展延,所有的墙壁上皆糊满,犹如半个月前那一片炽红的火的山、火的海,并与那浓墨涂成的春潮带雨般的诗的风、诗的雨并至。酿成了1957年的红色的五月、黑色的六月、灰色的七月!


  5月19日--这个在北大校史中占有耀眼一页的重要日子,我们终于走向了离散!离散:不仅仅是这个青春群体崩溃了、瓦解了,更重要的是心灵碎裂了,冰解了!1957年5月29日上午,《红楼》编辑部举行了隆重的会议,宣布开除我与李任出《红楼》编委会,原因是我与李任参加了“右派”刊物《广撤编委会,我又是那个刊物的主编,真可谓“罪莫大焉”!在那个“开除会”上,编委们多有发言,指出我与李任之罪。这是一次《红楼》编委会中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会,这在当时,出现如此义愤是可以理解的,连林昭也在这个会上对我进行了批判,她的话,也如其它编委的话一样,既有当时的应付言语,也有情动于衷的肺腑之怒,但有一句,我难以忘怀,她说:“我有受骗的感觉。--“受骗”,这内容包括得甚广,似乎不仅仅是“右派言论”,也包括以往的交往,似乎我终于在这10天内毕露原形,证明了昔日的假相,41年后,在纪念林昭惨死30年的时候,说起这一段往事,我想把一个真实的林昭介绍给我们的友人与陌生者,要向世人讲清,死于悲壮的林昭,其思想与决心确实有一个成长、成熟、自我矛盾与自我斗争的痛苦过程,她是非常爱我们的国家、爱共产党的,解放前,那时她才十五六岁,就为苏州地下党跑腿、捎信,(尽管她不是地下党,但她却知道她帮忙的危险性。)解放后,尤其是考入北京大学后,她写了许多歌颂社会主义、歌颂共产党、歌颂毛主席的诗文,在校内外的各种刊物上络绎问世,所以尽管她可以写一篇《编后记》,呼唤“烧毁一切”“遗毒”及“不利的东西”,而一旦真的面临如北大“5.19”民主运动初期的崭新话题,她竟猝然不可接受,甚至惊讶于面前的这些友人竟是反革命份子!她于是说出了发自内心的痛苦:“我有受骗的感觉。她的话是涌自最纯正的心灵的真实、痛苦之声!这与她后来终于在痛苦与困惑中悟彻,在北大的自由辩论会场上当众讲出自己自“5.19”一直困惑着她的那个“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于是她终于凭着一颗高贵的良心、诗人的良心、智者与学者的良心走了下去,经受了人世间最最残酷的酷刑、折磨与凌辱,走完了她太短促的、光辉的36年的人生!一直到1966年5月6日,距离她被杀还有两年,我在上海监狱探望她的时候,她还向我提起那次发言,她说:“后来终于明白我们是真的受骗了!几十万人受骗了。她的话,无论在1957年5月29日还是在1966年5月6日,都说得多么善意,多么真切,多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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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勋: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2)



  而我们终于走向了群体到心灵的离散!实际上乃是一场不欢而散6红楼》一共出了三期,再往后怎样了?我已经忘却。因为自1957年5月29日以后,我就不再对《红楼》“参与政事”了8开除会”用了大约两个小时的时间,这个清除阶级异己的工作宣告胜利完成,我与李任便从这个群体里首先被离散了出来,下午,在校园内的一处墙壁上贴出一张大幅漫画,画着一座小楼,一只穿著皮鞋的巨足从楼上层的一个窗口处伸出,两个小人头朝下地悬空而坠,其中一个小人的眼镜与鞋子都脱落飞于空中,衣服也飞飘如翼,赤着双足,首如飞蓬,颇似身临空难,旁边还注明“张元勋”三个小字,漫画的标题是:“极右派份子张元勋、李任被清除出《红楼》编辑部。


  北大在漩涡中离散!连我们敬爱的马老也坠入其中!他从此也被离散!被从这个听惯了他那慈祥的浙江口音的“兄弟我”的非凡群体中“离散”而去!以至被质问:“你是哪家的马?”


  ◆林昭走上一条不归路


  一个极闷热的晚上,在北大十六斋东门外的马路上一场激烈的“口战”正在进行,听众知多少?无从计算,大约一百米方圆之地全是人,夜色浓黑,正是“月黑雁飞高”的夜晚,大有“闻其声不见其人”之状,短兵相接,发言者站的是饭厅的餐桌,大家都正年轻,无需阶梯,一抬腿便可迈上,讲毕,一步便可跳下,几经跳上跳下,又加捶胸顿足,往往语未毕讲话者便与桌子一起倒翻于地,于是第二张餐桌又继而用之,据餐厅管理员说,那一夜十余张餐桌报废。那是一个难忘的夜晚,三天来的文字交锋,激化成当面相稽,那一夜,已经形成了“群体力量”的“反右派斗争”大会,所谓“群体力量”是说一群后来标榜自己是“左派”的人,此时已集中火力向“右派言论”反击,一些发言已提到“大字报中的话是反革命煽动”的严肃课题,开后来扣帽子恶劣行径的先河,而当时的我,就正处在这种出手不凡的猛烈的火力的焦点,正当“群体力量”前者呼后者应,轮番讨伐之时,一个女学生在浓密的夜色中登上餐桌,她那夹杂着婀娜的苏州方言的普通话,音色浑厚,不似女孩惯有的娇柔,在震耳欲聋、声嘶力竭的此前的男声叫嚷的未绝余音之隙里忽然传来如此迷人的声音,颇有“一洗万古凡马空”的新意,当时沸腾喧闹的听众顿时化作悄然。


  “我们不是号召党外的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一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真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就以张元勋说吧,他不是党员,连个团员也不是,他写了那么一首诗,就值得这些人这么恼怒、群起而攻之吗?今晚在这儿群体讨伐的小分队个个我都认识!所以,自整风以来我一直没有说话,也没有写过什么,为什么?我料到:一旦说话也就会遭到像今晚这样的讨伐!我一直觉得组织性与良心在矛盾着-…”


  “你是谁?”一声怒吼从黑暗的人群中咆哮而出,打断了她的发言,这显然是一位陌生人,凡熟悉她的人凭着她的声音就勿庸再问。


  “我是林昭!那么?你又是谁?竟是如此摆出一个审讯者的腔调!你记下来:双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她稍停,又说:“告诉你:刀在口上也好,刀在头上也好,今天既然来了,也就没有那么多的工夫去考虑那么多的事!你是谁?还是你们是谁?你怎么不敢也报报你的家门?”


  从那个黑夜:1957年5月22日的那个黑夜,她开始义无反顾背起了那命运的十字架,毫无反悔地走上一条穷途,11年后,她终于被密杀、灭尸,死,这或许是她在当时已经思及的事,但如此惨死却是她所不曾料到的啊!


  这天夜间,林昭在未名湖畔的迷茫夜色中向我说:“这或者是一个悲壮的祭坛!这或者是一个悲壮的牺牲!或者会流血!但愿不流血。


  从此,她不再如昔地凌利,什么话也不说,什么文也不写,每日仍在那尘封似铁、霉味可人的善本书库里静读,这反常还应以5月22日的迷茫之夜的浩叹为起点。那天次日,张玲问我:“林昭昨夜喝了多少酒?”我愕然了!她说:“她还醉着,枕头上全是红色的酒。据说她一直僵卧了两天才坐起来,在桌上的一张破纸上写了十二个字,即:“天之杌我,如不我克!此责其谁?”前两句她引用的是《诗经.小雅.正月》的诗句。


  其实,她醉卧如死的时候却有人并不肯放过她,决不肯善罢甘休!她发言的次日,便有一个人写了一张大字报诗,题名《致林昭同志》,她开始被置于“左”的火力之下,毫无疑问,这一张来之有自的大字报诗,宣告了林昭的厄运的开始。


  同样是这个“写手”,又写了另一张大字报诗,如下:


  向左!


  向左!!


  向左!!!


  共和国的公民,


  我们守住每一个窗口,


  举起我们的枪口:


  向右!


  向右!!


  向右!!!


  还是这个“写手”,又是一张大字报诗,题为:《是什么时候了?》是针对我来的。


  但林昭却是沉默了!她开始在她的班里被批斗。


  1957年6月8日之后,“右派”已被明判为敌人,与大餐厅南门正对着的学生宿舍楼十六斋的北墙上写着一排白色大字:“一切资产阶级右派都是反动派”,宣告了北京大学反右派运动的开始。这时,我已处于被监管状态,我班有两位同学已跬步不离地与我朝夕“厮守”!直到暑假,我被通知“留校等候处理。不能回家。那两位同学一位家在武汉且有妻子,一位家在上海,皆因“伴我”而不得归去!校园内空空如也,少有人行。有一天,我竟意外地遇见了林昭,原来她也没走,一直独自躲在宿里读线装书,并无人监管。她告诉我:八月间要到中国青年报社实习,有机会可去找她,实习完回上海。并留下电话号码。这真是喜出望外!没有料到:在这被监管、被隔离的灰色的七月里,竟得到与林昭会晤的更多的机会,这真是“天作之合”。负责监管我的两君,其任务旨在不放我逃走便算胜任,他们毕竟是我的同窗,对我甚知,起初甚严,乃渐懈,后则渐宽,直至只要晚间能回宿舍便可。于是我便常到东单十三条中国青年报社去与林昭见面。校内十八斋东门外有一个电话亭,内设外线电话,免费使用,我几乎每天都要与林昭通话,她如无事,便约我进城会晤,每次约在下午,回校则已是午夜,从西直门到颐和园的“332”次车的末班九点半即无,故我只能走回北大,回来后,二君均已鼾声如雷,次日亦不追问。


  林昭八月中旬实习结束,即将返沪,临行前的晚上,约我见面,我又到十三条西口等她,她如约而至,我们一同步行到什剎海,其时天色已黑,夏日昼长,天才黑即近八点半,这一次什剎海的星夜荡舟,今天看来已可称得上“空前绝后”之举,已是永远失去了的历史。记得她告诉我:编辑部转来一部长篇小说手稿,题为《青春之歌》,其女主角也姓林,也是北大女学生,也是在学生运动中遭受波折。她说她刚刚看,稿子还要讨论。


  林昭离京而去,却不再来信,直到九月开学,我又随班上课,这时我已经是四年级,开始写毕业论文,游国恩先生已找我谈过两次话,于是我又天天跑图书馆善本书库,读线装书,却未再遇见林昭,也不能向人询问她何以在沪未归,只让疑团在胸而已。中秋节后,竟收到她的一封短信,又是意外,信中只言暑期回沪后病发,咯血甚烈,在沪求诊,于家休养云云,并写诗一首如下:


  醉不成欢愁依旧,思绪缤纷共相就。


  弄章琢句涂鸦满,暗风入窗凉初透。


  水深浪阔君知否?冠盖京华斯人瘦,


  霏霏无尽江南雨,梦回冷泪湿薄袖。


  她预感到大难将临,危险在即,而我却还盲目乐观,以为批也批了,斗也斗了,打也打了,骂也骂了,账算清了!倒有了一点轻松之感。我给她回了一封短信,也写了几句诗,聊表思念之情。


  ◆两个地址深深地埋藏在我的记忆里


  1957年下半年“反右”未歇,全校各系班组在向纵深搜求而挖(右)、划(右)、批(右)、斗(右),但所不同的是:人们似乎都极疲惫,似乎都静静地反思着。这场斗争,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在中国绝不会再有异议之声,更不用说逆耳之言,一切都一呼同应地悦耳与赏心!那些“以身试法”的“右派分子”已成过街老鼠,其实比过街老鼠还狼狈;老鼠过街尚可迅速窜匿,而“右派份子”则无处藏身,日日“过街”于众目睽睽之下,随便什么人,在随便什么地方,认出某人是“右派份子”,只要喊一声“站住。那就须从命立定,而后听之任之地为其所骂、所打、所凌辱、所刁难,凡有此情便会迅速聚众围观,同仇敌忾,众声怒斥,众拳脚交加,众唾齐飞,直到他们满意、快意、情劲兴足而罢!谁若稍有反抗,其后果当然严重,拳脚之下,颇感由重量级而升到最重量级!所以,别看北京大学的堂皇学府之巍峨,别看那里曾是蔡元培、鲁迅、李大钊、陈独秀、马寅初的思想田园,却不见得处处、事事、人人皆闪烁着“科学”、“民主”的光辉,而这类行为尤以当时刚刚考进北大的1957级新生最甚!他们没赶上暑期前的反右派斗争,却都有“打落水狗”的勇敢与兴致,藏在他们心中的动力是什么?是“撕扇子作千金一笑”式的娱乐,还是“竖刁自宫”式的求宠?真是叵测!我有几次从餐厅走回宿舍的路上,便被这些素不相识的少年认出,于是便被堵截,用中学生的腔调呵斥,踢掉我手中的搪瓷碗,说:“饿死你这个反革命份子。而后用脚把饭碗跺扁,大骂而去。已颇具十年后的“小将”之风!至于还有一些人,则惧怕株连,见“右派”皆避之犹恐不及,而“右派份子”之间固已不许往还,遇于途,只有“道路以目”,无语互视而已!


  十二月的一天,北方冬早,寒气凛冽,我独自由西校门走出,向北往圆明园方向走去,十分意外的是:在那静无人声的小路上竟与张志华未期而遇!真是喜出望外!


  张志华,这个中文系新闻专业的“右派”份子,也是由于被聘为《广撤编委而身罹于祸的。他是福建人,才华横溢,会写一手美妙的抒情诗。他告诉我:“林昭回来了。又是喜出望外。他讲:“今天上大课,竟与林昭坐于比邻。”(五年以后,在北京南郊的监狱里,我又与张志华相遇,和这一次“圆明园之晤”相同,也有喜出望外之状,他简短地告诉我:他到上海去找过林昭,但她已被捕了!)


  于是,我希望在校园内也能够遇见林昭,但是一直没有如愿。待到12月21日,星期六的晚上,我独自地从南校门走到海淀。1957年时代的海淀是一片田野,只有一条南北的泥路坎坷而狭窄,一到夜晚,连路灯也没有,只有几家小店铺的门内闪出微弱的电灯光给漆黑的街上投上一方光亮,而唯一热闹的地方应数那坐落于路西的新华书店,那狭窄的店堂里面,一进门摆着一个两米见方的案子,上面摆满书刊,许多人都围站在那里捧读浏览,我也挤于其中漫无目的地翻阅,我无意地一抬头之间,竟看见林昭也在这书案的一边,在我的斜对面看着我!她围着白毛线编织的长围巾,连头都包着,又戴着口罩,只露着一双眼睛。此时,围在这书刊展销柜台周围的全是北大学生,我料不会有人认识她,但认识我者确是不乏其人,“打落水狗”的余勇当然尚多,但余兴确已太少,更何况在此浏览者多不是一年级的那些“同学年少”,一种“壮怀”不断地“激烈”,也会带来厌倦与乏味、无聊与肤浅,说到底,在北大最主要的是读书与思考,“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这正是一种层次,所以,一掣山雨”倾盆之后,打与被打、斗与被斗,都化作噩梦般的记忆,以至四十年后的百年校庆大家相逢一笑的时候,都笑得十分尴尬与惨然!而且只说“天气很好”,别的,则“不好说”了。


  正是那么一个对人格扭曲的时代,连北大的空气与传统也扭曲成象征派雕塑,谁都不应该迷信或想象那里何等圣洁,那里从来就没有“圣洁”过!过去的一百年中也绝无此事!始终是“光荣与耻辱”杂糅的闹市,(钱理群先生最近作的《北大百年的光荣与耻辱》的学术报告,言之甚确、甚详。)而且,“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卜居》的境况进为主流,翦伯赞先生与夫人就双双自杀在那里,马寅初校长就被从那里赶走!百年校庆期间,我去拜见久别的恩师林庚先生,他居住了半个世纪的燕南园故居已陈旧不堪,墙壁与地面都已剥落与漶漫,园内一片荒芜。室内放着的仍是四十年前我在北大读书时看见的沙发与木椅,老人家八十多岁的高龄,兀然地静静地坐在那狭小的窗前。我的老友谢冕兄向我说:“林先生今天最大的困难就是太穷。”谁能想到,这位誉满中外的诗人与中国国学大师,他的学生中有些人今天已飞黄腾达、风云于政坛与学坛之上,也以“大师”的姿态大讲什么什么“国学”之类,“雷鸣”不休,而这位培训“大师”的真正大师,却寂然地坐在久居半个世纪的故居里,用昏花的眼睛看着那狭小的废园。当我向他提到他的诗集《春野与窗》,老人家便又回到他的华年的回忆中去,吟诵着:


  春天的蓝水奔流下山


  河的两岸生出了青草


  再没有人记起,也没有人知道


  冬天的风哪里去了


  彷佛傍午的一点钟声


  柔和得像三月的风


  随着无名的蝴蝶


  飞入春日的田野


  真是美极了,把人带到一个优美的意境中去!而后,又从兴奋中的华年回到寂寞的故居,依然兀坐在狭小的窗前,“好象一段呆木头”!他还零碎地记忆着往事,而且还提到一个女学生之死。他的回忆又把我的思路拉回到1957年12月21日的晚间,由他的废园向南顶多也不过三百米的距离便是那海淀新华书店,那个夜晚,那次巧逢真是太珍贵的一次话别,从此,大家皆沉入离散!这是在尚称自由的日子里的一次相逢、一次离散!真可谓苍天悯人!而九年以后,在上海提篮桥监狱里,又有一次相逢与离散,那已经是铁窗下的悲欢,林昭诗中谓“吞声九载”便是。这也是我们所不曾料到的哪!


  那天晚上,林昭转身走出书店,向北进入一条极狭窄的小胡同,当然漆黑,我则随之前行,脚下坎坷,胡同很长,走了许久才见一片星空,眼前是西郊收割完的稻田,一片平阔的广野,此处说话算是最佳之处。她说:“情况已到了最严重的关头,我们都要时刻作好被捕的思想准备。她说:“你记住我的家庭住址,不管磨难多久,也不能失去联系。”于是她说了两个地址:“一、上海茂名南路159弄11号,二、苏州乔司空巷15号。”并也叫我讲清我的青岛家庭住址及家兄名字。其时身边无笔纸,只可强记于心中,而在当时的形势下也只能如此,写在书面的东西都是极易引起祸端的。


  如此绸缪是准备着一次不测的离散,这预见其实四天之后,即1957年12月25日之清晨我被秘密逮捕更证明了其必要与正确。那两个地址乃深深地、暗暗地埋藏在我的记忆里,埋藏了八年,八年之后,已是1966年之初,我从监狱走进劳改农场之后,这心中的暗暗地牢记了八年的地址终于化作一种“寻觅的程序”,与住于上海的林昭的母亲许宪民先生取得了联系,但那时林昭已于六年前被捕入狱,而且判决为有期徒刑二十年。


  终于夜深,北京海淀西郊的冬夜幽静而奇寒,所有的光都熄灭了,只有天上的寒星,这世界上似乎只有我和林昭两个人,这时似乎勿需再多虑被谁发现,我们又穿过狭窄曲折的小胡同,回到海淀大街,万籁俱寂,一片漆黑,但大约百米之外,便到了北大西南围墙之外,中关村的东西大路由此向北经北大西校门通往颐和园方向,此处电线杆上有一盏路灯,在这里我们站下了,林昭取下口罩和头巾,我看到她两条粗粗的短辫子上面系着白色的蝴蝶结,她的面色苍白,在路灯的微光下更显得清瘦,她告诉我:星期三要到北海医院去查体,星期三之后再见面。她礼节性地嫣然一笑,于是分别:她向东往南校门,我向北往西校门各自而去。今天想,才知道一个故事从这儿真正地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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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勋: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3)


  这个故事是什么?我想就称之为“北大往事”吧!


  ◆我被秘密逮捕并关进了监狱


  三天之后,即12月25日之清晨,起床铃刚响,校园内夜色未尽,我被传至校办二楼之办公室,被秘密逮捕,直到1979年11月24日上午,在山东省的一个监狱里,由北京市中级法院来鲁裁决平反,悠悠二十二载风雨之途、辗转羁押于荒原大漠之间的艰辛历程,化为一场难忘的梦!


  我被判刑八年,1965年12月24日“释放”。“四人帮”时代的“法律”为局外人所不详,刑满者并不能回家安居或步入社会乐业,而是强留在劳改队里仍旧进行着所谓的“继续改造”,我当然不能例外,这就是那来自“最高指示”中的“杀、关、管、放”四字诀中的那个“管”字的含义。“管”,就其本质而言仍是那“关”的继续。但也稍有差别:“管”较之“关”的最大区别(或曰“优待”)就是可以请假回家探亲,尽管准假极严,假期极短(至多一周),而且每年只准一次,但,毕竟有一次!


  另外,就是允许通信:信写毕不准封口,必须交给“管教干部”审查,由他们寄出。若私自寄信,一旦发觉,他们可以到邮局去把信追回,那就要大祸临头!外面来信当然必先经过他们之手,待发给本人时已经撕开!这种行径往往使人联想到“初夜权”的横暴与恶劣!


  如此“邮路”,大大限制了我与外面的联系,幸好,林昭的母亲许宪民先生的名字不像女性,加上许先生字迹雄劲,语言苍老,故他们判定这是一位“老头子”,才免去许多纠缠。我与许先生的信件往还皆用“暗语”,--其实不过是稍作文言和稍用典故而已,而这些“窥私癖”病患者则瞠目不知所云,我与许先生却是十分默契,我终于确定1966年的四月底或五月初到上海探望林昭。我深知探望犯人必须是直系亲属,我于是建议许先生与上海监狱当局交涉时说我是林昭的“未婚夫”,其实这仍极勉强,因为未婚男女仍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亲属,但唯此一计,别无妙策,后许先生信告:“此计奏效,已获允准。”


  我于是提出请假,对于一个刚刚释放的犯人,劳改队里似乎有一种约定俗成的通见:允许他回家一次。这种“一次性”的专利般的“优待”则表现为此假一请即准,我亦如是。这就是说:我又可以走向阔别太久的人间之路了,那时,我正在河北省某地的一个劳改农场,途经天津,回到辟别九载的青岛,(我自1956年寒假毕,开学赴北大,1957年未能回家,后又八年徒刑,共别九载。)周围的邻居都用警惕的目光窥视着我这个反革命份子的归来。阔别九载:祖母早已谢世;父母老矣,发如冬雪;家中多了一个女人,那是我的大嫂;还有一个六岁的女孩,那是我的侄女!我的大哥因我的沦落也被株连未休,在小人、恶徒的欺凌之下过着仰人鼻息的生活!他毕业于中国南方的一所著名的大学的中文系,他的师友不乏其时及当今学术界的赫赫巨擘,而他却“一贬再黜”地终于在山东的一个穷僻的小城的中学里,与我同步地熬过了“反革命亲属”的类似元代“南人”的岁月,过着“不敢不局”的生活!他的破旧的桌上堆积着二十年来风雨自知的结晶--那一千几百首的古、近、今体诗与词的手稿《那复室吟稿》两卷,那“角吹梦断徒慷慨,诗赋魂销自惨悲,人别故园长去后,千秋留诵是宏辞”的咏《二安祠》的幽思,常使人感到是他对自己半生艰辛的浩叹!


  他右耳早聩,唯仗左耳偏听人间真假言语,“文革”之间,一次批斗,一“小将”高喊:“他弟弟是反革命,打死他。于是一掌击于左耳,从此连“偏听”也不能,变成了他自嘲的“真聋天子”了!近年来,我的在异国当一名国家机关的“代表”的侄子买来价值连城的“助听器”,但已无“助”于听,也是枉然!再不能使他进入这喧闹的世界,分享那呕哑嘲哳的合鸣!他只能用一双昏花的眼睛看着这熙熙攘攘的潮流,真正“目听”着这衣冠多姿的人生!他现在早已是一所大学里的教授,作为弟弟,我带给他的唯一的“贡献”,就是这二十多年来的屈辱的人生!如此而已!


  但他却沉重地内疚着,他告诉我:“1960年的秋天,非常意外地收到林昭从上海的来信,询问你的情况,也询问我们全家的情况。我给她回了信,告诉她我正被管,你正被押,唯有三弟正在医学院读书。恐中有诈,要求她寄一张照片。信寄出未久,即收到她的第二封信,写得很长,羽声慷慨,说她的妹妹也在学医,『今朝为士,不为良相,当为良医。』并寄来一张照片,背面题诗一首。”他从一本旧日历里翻出夹在里面的那张一寸照片,背面的诗如下:


  楚头吴尾劳相关,顾影低徊敛鬓鬓,


  困顿波涛佳岁月,凋零风雨旧容颜。


  堪憎勿怪人争避,太冷应疑我最顽;


  粉黛滔滔皆假面,笑君犹自问庐山。


  正因为是一本旧日历,当年的抄家才幸免于火,而其它的书皆被付之一炬,包括那夹在书中的两封林昭的信!他还说:“林昭第二封信中曾提出要到青岛我们家来,当时,因你在押,街道治保人员对我们家监视甚严,若林昭来此,必然会为他们所注意,那时我们家其实是一个险境,她来此岂能安全!所以我回信把情况告诉她,未料,从此不再来信。”他内疚地说:“是我把她拒于千里之外,早知她当时和以后的处境,无论如何也得叫她来此:避难也好,探访也好,或者能够躲过那次灭顶之灾。


  其实,并非如是,两天之后,我抵达上海,许宪民先生告诉我:林昭尚未收到第二封信就突然被捕,当然更谈不上再写回信了!


  ◆她就是在监狱,我也要见到她


  许宪民先生告诉我,当逮捕了像我这一类的“极右份子”以后,北大开始了大规模的处理“右派”行动,林昭由于她那句“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以及与我往来较多,而划作“右派”,她陷在悲愤之中,不吃、不睡,终日泪流满面,她说她的心在流血!终于在一个夜里吞服了大量的安眠药,被同室的人发现,及时抢救,没有死成。于是被认定她在对抗,“态度恶劣”!宣布加重对她的处分:劳动教养三年。她不服,跑到团中央质问:“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长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现在他们(指北大领导)却把学生送进去,良知何在?”其实非但无用,更招来不测之难!后来,北大中文系负责新闻专业的副系主任罗列先生担心林昭体弱咯血,若劳动教养可能会折磨而死,于是出面为她担保,经过他冒险游说,总算奏效,把她留于新闻专业资料室由群众“监督改造”,被指定在苗圃劳动。1958年6月21日,北大新闻专业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合并,资料室随迁人大,林昭亦随至人大新闻系资料室,她的工作则为学校编写《中共报刊史》收集资料,整天查旧报纸。而这时那里已早有一位女士,这就是王前女士。她同情林昭,对她多有关照。1958年下半年到1959年底,林昭在中国人大新闻系资料室的心情愈益不佳,咯血加剧,乃请假要求回上海中医疗休养,这个请求一直拖到1960年的春天,由当时的人大校长吴玉章先生亲自批示准假,许宪民先生到北京接她回沪,临行之前,与王前女士依依惜别,约以来日,谁知乃是永诀!并合影留念。那张四寸的黑白半身照片背后,林昭写了一首绝句:


  风雨同舟始相知


  看记天涯共命时


  今日握手成一笑


  胸怀依然凌云志


  她与王前女士并肩而坐,都有微笑,但却又是笑得那样惨淡,那样凄然!林昭回到上海后生活在母亲、妹妹身边,疗、养皆好,日渐康复。她体力稍好,便常到图书馆、公园,逐渐结识了几位青年友人,往还渐繁,不免语涉国事,认为彭德怀受冤,对他处理不公;对大跃进造成的破坏和大批的饿死的人,深感不平;认为南斯拉夫的情况与中国有类似之处,很值得参考借鉴。他们写成文字,上书北京,交邮寄出未久,上海公安局静安分局便派人去苏州将林昭逮捕,(此时林昭在苏州家中养病)未及一月,其父自杀而逝!她先被拘于上海第一看守所,音讯全无,一年多后,直到1961年底,竟不判不放,1962年初,静安分局竟通知“保外就医”,许先生把林昭接回家中,并一起返回苏州故居“隐居”休养,但至12月,又被逮捕,投进上海提篮桥监狱,未久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从此一去未归,直到于其处被密杀了结。


  实际上,一直到今天也没能说清她到底犯了哪些“罪恶”,到底都有一些什么具体的必杀之罪!即令一直到1980年8月20日上海高级法院为她作出平反的裁决,竟然也仅仅就只是“裁决”,也没有指出处死的罪名与罪状!她的母亲唯一能知道的就只有每次接见时那些管不了多大事情的狱卒们的口头禅:“她不服从管教,抗拒改造。“她谩骂政府干部,绝食威胁政府。云云,说来说去,都不是判处二十年的原因,而是服刑后的表现--这是与判刑毫无关系的事!但这些“表现”却积累成后来的杀身之祸!据说(据狱卒、狱吏们说):她用记日记、写诗词、写血书等方式控诉冤情,表示抗议,表达自己坚决斗争到底的决心--总之,九年的狱中生活斗争,她留下了大量的诗文稿、日记、血书等书面材料,这些材料记录了她狱中生活受难的真相!但这些材料也如她的遗体一样,也是下落不明、不予交还!


  我决定到狱中探望林昭,抱着一种大的、奢望般的希望去看她,那希望的内涵似乎只有一点:开导她从“顽抗”中退下,争取避开危险,保住自己!但这奢望真是太奢望了!后来的事证明了这一点!彭令范打电话,询问监狱当局他们确定的接见日期,说:他们定在6号!


  ◆她头顶一方白布,上面用鲜血涂成一个“冤”字


  似乎是走向一个节日,又似乎是一次约会,6日上午八时,我与许先生一起到监狱传达室,值班人员便向里面打电话,马上获准“进去”,二门内的一间办公室里,先由监狱长段某与我谈话(三十年后才知道他是副职),他很严肃地说:“允许你与林昭见面是我们经过研究的一次特殊照顾,我们希望能使林昭得到感化而翻然悔悟,监狱你是知道的,你如果做出不符合我们要求的行为,其结果你是清楚的。我点头唯唯。在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只要能见到林昭,什么样的委曲求全都可接受。他又说:“经过研究,这次接见定为两次:今天和明天两个上午。”他的话极简要,然后就引导我们向狱内走去。来到一个大院,高大黑色的铁门迎面而立,视之弥高,这便是真正的牢房的总外门了。铁门是南向的,其东侧就是接见室。段副狱长把我们带到室内,又引进内室,但见西窗下放着联椅及一张长案,案子这边摆着大约十余排联椅,真像一个“会议室”。案子的南端是一个高出地面约五十公分、设有两级台阶的木制“讲坛”,其上摆着犹如大学课堂上的“讲台”,又像是商店里的柜台,其后也放着联椅。走进此处,段副狱长让我坐在西窗下的联椅上,他坐在我的右侧,许先生坐在长案一端的单人木椅上。稍待,脚步声自外室响起:进来的是三位衣着警服的男子,段副狱长介绍:他们是狱内的“管教干部”,其中一位是直管林昭的“队长”,语罢告辞而去。他们列坐在我的两侧。稍待,又闻脚步声:进来的是几位便装年轻女郎,她们登上“讲坛”,在那“柜台”后面的长联椅上并肩坐定,一齐望着我。她们的任务是什么,我怀疑是翻译或录音员。稍待,又闻脚步声:一列佩手枪的武装部队鱼贯而入,大约有二十人左右,列坐在那一排排的长联椅上,都极严肃,昂首挺胸,一齐望着我,可谓睽睽相觑!于是,这一间空荡荡的接见室顿时“人满为患”起来,气氛也一下子紧张起来。看起来,这真是一次极不寻常的“接见”!确如段副狱长所说“这是经过研究的一次特殊”的举措!


  终于又闻脚步声自外室响起!我的神经突然紧张,一下子达到了极致:我意识到与我们阔别九载、历尽苦难的林昭即将出现在我的面前!


  林昭终于走进接见室!她的脸色失血般地苍白与瘦削,窄窄的鼻梁及两侧的双颊上的那稀稀的、淡淡的几点雀斑使我忆起她那花迎朝日般的当年!长发披在肩膀上,散落在背部,覆盖着可抵腰间,看来有一半已是白发!披着一件旧夹上衣(一件小翻领的外套)已破旧不堪了,围着一条“长裙”,据说本是一条白色的床单!脚上,一双极旧的有绊带的黑布鞋。最令人注目而又不忍一睹的是她头上顶着的一方白布,上面用鲜血涂抹成的一个手掌大的“冤”字!这个字,向着青天,可谓“冤气冲天”!


  她站在门内一步向我嫣然一笑!整个室内三十双眼睛都一齐注视着。我无法猜测此时此刻他们都想了些什么?是不是都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还是想到人世间有大悲怆、大无畏、大欢喜、大冤枉!整个室内无论是带枪的武士还是不带枪的狱警,以及那便装俊美的女郎,都被这一笑的嫣然而惊诧着、困惑着,甚至是震撼着。后来,他们告诉我:在他们的记忆里从未见过林昭的如此一笑,这实在是她这八九年来在这黑暗、阴冷、与世隔绝的非人世界里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展现的迷人的、永恒的美丽与春色!使我又依稀地看到那两条粗粗的短辫子以及飞飘着的白绢蝴蝶结的昔日风采!


  我从坐椅上站了起来,似乎也有微笑,静静地看着林昭缓缓地走向那个虚席。她捧着一个旧布包,一大卷卫生纸。一位身着医生白大褂、内着警服的女警医一直搀扶着她,她们的身后,是一佩枪的警士。


  林昭就坐在我的对面,隔着那个案子,那位文雅的女警医与佩枪的警士坐在她的两侧,与我则是“面面相觑”。


  “开场白”是坐在我身边的一位“管教干部”向林昭发出的警告:“林昭,今天张元勋来与你接见,这是政府对你们的关怀,希望你通过这次接见受到教育,以便加速自己的认罪与改造-…”“乏味之至。其语未休便被林昭的话打断,但那位“管教干部”并未激怒,甚至尴尬地望着我,向我说:“这是常事。林昭视其言为“老生常谈”而不屑一顿,抬手指向周围,问我:“这些人,你们那里叫做什么?”我未敢回答,不知怎样措词才不会激怒周围的那些监管者!我此刻最怕的是中途被他们停止这次接见!这个心理很快便被坐在我身旁的那位“管教干部”察觉了,他很客气地对我说:“不要紧,怎么说都不要紧!林昭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高兴过,所以,她的话也从来没有比今天更客气的了!我们已经听惯了,不要紧。既然如此,我明白了,乃答:“队长。林昭颇感兴趣地说:“一样的,一样的!我们这里还叫『政府』!与他们说话,要先喊『报告政府;在北大跟语言学家朱德熙先生学现代汉语,还没听见朱先生说过人变成了『政府』!在这里谬误已是习惯。然后高声说:“这帮东西怎么能是政府呢?我怎么能相信他们是共产党呢?”我尽量作出一副毫无表情的神态,故意把话题引开,我说:“平常把自己打扮一下,把头发梳起来。”“打扮?打扮什么?女为悦己者容。稍停,她问:“什么时候来到上海的?”我答:“五四。又问:“家里都好吗?”我答:“都好!都非常惦记你、挂念你!都希望你好好改造、平安出狱。她打断了我的话,高声说:“出狱?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他们早就告诉我:要枪毙我!这已是早晚的事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他们可以唆使一群女流氓、娼妓一齐来打我,故意地把我调到『大号』里去与这些社会渣滓同室而居,每天每晚都要在他们(以手指周围)的主使下开会对我斗争,开始这群泼妇也瞎三话四地讲一些无知而下流的语言,可笑的是她们竟连我是什么犯都一点也不知道,骂我『不要脸』!真是可笑!她们这帮东西!她们是干什么的?我是干什么的。他们竟然还知道『要脸』!她们理屈词穷,气急败坏,于是对我一齐动手,群起而攻之。可以想象,这样的“斗争会”就是对林昭的肉体的摧残!实际上就是一种变相的酷刑!解放后虽然标榜“废除狱肉体罚”,而许多地方仍采用开“斗争会”的方式鼓动犯人打犯人,依然进行着这类人身的折磨,其残忍野蛮的程度真可谓骇人听闻!那些女犯为了“立功”,斗争林昭乃是她们“积极靠拢政府,与坏人坏事作斗争”的“立功”良机,所以对林昭越是殴打得凶狠与残忍,就越算是“积极改造”、“靠拢政府”,“立功”也就越大!在这样的诱导与唆使下,林昭几乎天天都在群妇的撕、掐、踢、打的非人虐待中煎熬着。她说:“我怎么能抵挡得了这一群泼妇的又撕、又打、又掐、又踢,甚至又咬、又挖、又抓的疯狂摧残呢?每天几乎都要有一次这样的摧残,每次起码要两个小时以上,每次我都口鼻出血、脸被抓破、满身疼痛,衣服、裤子都被撕破了,钮扣撕掉,有时甚至唆使这些泼妇扒掉我的衣服,叫做『脱胎换骨』!那些家伙(她指着周围)在一旁看热闹!可见他们是多么无耻,内心是多么骯脏!头发也被一绺一绺地揪了下来。说到这里,林昭举手取下头上的“冤”字顶巾,用手指把长发分理给我看:在那半是白发的根部,她所指之处,乃见大者如枣,小者如蚕豆般的头发揪掉后的光秃头皮。她又说:“因为知道你要来接见,怕打伤了我无法出来见人,故这几天斗争会没有开,我也被调到一个『单号』里单独关押,其实就是让我养伤,以掩盖狱内无法无天的暴行!但,头发揪掉了,伤痕犹在!衣服也是他们撕的,你看。她披着的衣服里面是一件极旧的衬衣,已经没有扣子,仔细看去,才发现是针线缝死了的无法脱下。她又说:“这是一帮禽兽。指着周围:“他们想强奸我!所以我只能把衣服缝起来。我发现:她的衣服与裤子都是缝在一起的。她说:“大小便则撕开,完了再缝!无非妹妹每月都给我送线来。她边说边咳嗽,不时地撕下一块一块的卫生纸,把带血的唾液吐在纸上,团作纸团扔在脚边。“但他们还不解恨,还要给我带上手铐,有时还是『背铐;”稍停问我:“你知道什么叫『背铐』吧?”我点了点头。一直还极力故作“静而不怒”的那些“管教干部”此时也无法再故作下去了,向我说:“她胡说!她神经不正常,你不要相信她的这些话。“神经不正常?”--林昭抢白说,“世界上哪个国家对神经不正常的人的疯话法律上予以定罪?你们定我『反革命罪』的时候怎么不说我是『神经不正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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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勋: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4)


  我沉默着不敢发言,便插嘴说:“不要说这些了,说些别的。”“不要紧。林昭又抢白说,“顶多也就是死!他们杀机已定,哀求之与痛斥之,其结果完全相同!几个月前妈妈接见时告诉我你想来看我,问我行不行?问我行不行有什么用!我告诉妈妈你问他们去!总算走运,他们同意了,许多天以前也通知了我,我盼着你来,就是想告诉你前面的这些话,我随时都会被杀,相信历史总会有一天人们会说到今天的苦难!希望你把今天的苦难告诉给未来的人们!并希望你把我的文稿、信件搜集整理成三个专集:诗歌集题名《自由颂》、散文集题名《过去的生活》,书信集题名《情书一束》。”稍停:“妈妈年迈无能,妹妹弟弟皆不能独立,还望多多关怀、体恤与扶掖。语未毕而泪如雨下,痛哭失声,悲噎不止,以致无法再说下去。


  许宪民先生尽量保持着一副安详的神态,这时,说了这天接见中的第一句也是唯一的一句话:“不要哭!张元勋这么远来看你,你这么一哭,他不也会哭起来了吗?”“他不会哭。林昭立即从悲噎中平静下来,又说:“他是男的,不会哭。”


  后来(接见结束,林昭离去之后),那位“管教干部”告诉我:在他们的记忆里也从未见林昭的如此一哭,这实在是八九年来在这黑暗、阴冷、与世隔绝的非人世界里,她第一次宣泄了自己的悲痛!


  冷静下来。我向她说:“给你带来一点东西,都是食品,监狱里最需要吃的东西。她才注视那个放在案子上面的大提包,这是我昨天从淮海路的食品店里买来的。其中,有三个品类的蛋糕,八市斤的听装奶粉,印着美丽图案的听装大白兔奶糖,以及香蕉、桔子、苹果。于是,按照监狱的规矩,我把那个大提包推到坐在我身旁的“管教干部”的面前。他一件一件地取出,放到案子上,然后一包一包地打开,听装奶粉与听装大白兔奶糖本是原装商品,也一一撕破密封,撬开盒盖,并用铁焊子向奶粉中上下刺入,凡十几次。检查完毕,我把这堆东西推到林昭的面前,她笑了,拿起一块蛋糕递给我,说:“你送来的这些东西,现在是我的了,我请你吃。我拒绝了,我希望的是多留一点给她!我说:“你吃吧!我在外边随时可以去买。她说:“也好。于是咬了一口,她忽然向身边的那位女警医严肃地说:“倒一杯水。女警医向室外只一挥手,立即就有一个年轻狱警送进来一把暖瓶和一个茶杯,女警医把杯中倒满开水递给林昭,于是便边饮边吃,显得非常自得。我说:“今天我们在这儿相会,可谓之『篮桥会』吧。(我国古代有“蓝桥会”的故事,描述裴航与云英的爱情,他们约会于“蓝桥驿”。而“提篮桥”与蓝桥驿以“篮桥”与“蓝桥”同音而巧合。)林昭又一笑,接着说:“又是『井台会』。(“井台会”,这里用的是《白兔记》中的“井台认母”的故事,以包含探监的不仅是我,还有许宪民先生在埸,是她们的母女之会。)


  这时,坐在我身旁的那位“管教干部”向我宣布:“已经中午十一点了。提醒我们接见即将结束,分别的时间快到了,这真是“相见时难别亦难”了!此时,林昭向我说:“你过来,到我这边来。她站起来向我招手,要我从案子的这边走到那边。靠近她,我迟疑了。这时,那位“管教干部”又表现了理解与关怀,主动向我说:“可以!可以!你可以过去。


  我于是绕过案子坐在林昭的对面,确确实实是促膝而谈。


  这是最高潮的时刻:所有的人都似乎怀以极大的兴致欣赏着!连那威严的武警的脸上也浮现着松弛的表情,那踞坐于“讲坛”上的四位女郎,全神贯注而又津津有味、用极微细的上海方言简短地切切耳语。


  林昭在沉思中,终于说:“赠给你一首诗。于是她轻声地吟诵,韵圆而铿锵:


  “篮桥”、“井台”共笑之


  天涯幽阻最忧思


  旧游飘零音情断


  感君凛然忘生死


  犹记海淀冬别夜


  吞声九载逝如斯


  朝日不终风和雨


  轮回再觅剪烛时


  她慢慢地、一句一词地边念边讲。她说:“诗言志!此刻已无暇去太多地推敲声病,只是为了给终古留下真情与碧血,死且速朽,而我魂不散!第三句『断』字或许也可改成『绝』字,第四句『死』字有点拗,但怎么改呢?诗言志,如此而已!如果有一天允许说话,不要忘记告诉活着的人们:有一个林昭因为太爱他们而被他们杀掉!我最恨的是欺骗,后来终于明白,我们是真的受骗了!几十万人受骗了。她在捧着的那个旧布兜里搜找,最后取出一件似是纸片的东西递给我,我接过来回身递给那个“管教干部”,那个人向我挥一挥手,并说:“不用查了,你收下吧。我把那“纸片”放在掌心定睛看去,才看清原来是用包装糖块的透明纸折叠成比韭叶还窄的纸条编结而成的一只帆船。我记得听家兄说:1960年,林昭在通信中曾夹寄着一张自画的贺年卡,那上面画着一艘帆船,还有一行字,写着“直挂云帆济沧海”。今天,还是那只云帆,却漂落到这里!我顺手摘下衣袋里的英雄金笔,递给她,并说:“送给你吧。她接到手中,欣喜地赏玩,但她忽然看见笔上刻着的“抓革命,促生产”六个字,立即改容,不再欣喜,顺手一掷,钢笔被扔到案子上,她说:“我不要。


  这时,“管教干部”已在催促:“时间到了,有话明天再谈。我告诉林昭:“监狱领导告诉我:安排了两次接见,明天上午我还要来。她很高兴,叮嘱说:“明天再来,给我再送一盒奶糖,不要大白兔,要猫头的。


  谈话结束了,最先离去的是林昭,亦如来一样,由她的女警医搀扶着,那个佩枪的警士押随着走出内室,而后便是四女郎、武警,最后才是我与“管教干部”,他们依然很客气,向我说:“今天的接见效果不错,你劝她好好改造,她都没有发脾气,可见你们的交往确实很深,过去她的母亲刚说一句,她便表示不耐烦,不愿再听下去。”又说:“林昭用糖纸编了许多艺术品,今天送给你的这只帆船就是其中之一,种类多着呢,全监狱都知道,她是一个聪明人,很少见。我们边说边走,将走出内室的门,我不禁反顾这间难忘的密室:空空如也,只有地上那一堆洇血的卫生纸片!走到院子里,又看见那高大的黑色铁门,但却又见到林昭正背立在门前,抱着旧布包、卫生纸以及我送来的食品,凝望着我与许宪民先生。我们又获得了这难得的临别的一晤!(岂知这竟是永诀!)我们都未悲戚,都被明天的再见而陶醉着安慰着、诱惑着,她身后的那一扇小型便门打开了,她几乎是退着迈进那铁门槛,依然微笑着望着我们,一直到那扇小铁门徐徐关闭,她在我们的视野里永远消逝!我与许宪民先生还兀自呆立在这悄无人声的大院里。--“走吧。依然是一句十分客气的声音,我们才恍如梦醒,才意识到那位“管教干部”还站在我们的身旁,他彬彬有礼、和蔼可亲,说:“X处长在办公室里等你们。


  我们随着“管教干部”向外院走去,最后,还是二门里的那间办公室,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子在门口和蔼地迎接我们,他不同凡响,穿一身很新的灰色的毛料中山装,黑皮鞋,头发梳得整齐,面色光洁而白皙,一口浓重的上海口音南方普通话,真是一位典型的南方儒雅之士和权力在握的决策人物。他示意“管教干部”退出,让我们坐下,他也坐在办公桌后面的木椅上,直截了当地劈头便对我说:“今天接见的效果不好,原定的明天的接见取消了。这真是一声当顶而降的霹雳!他稍停,又换了一个思路说:“我们对林昭已仁至义尽,她不接受教育,抗拒到底,只有死路一条。他稍作沉默,又说:“我们也没有办法。   不知从什么地方增长了勇气,刚才在接见室里的谨小慎微似乎一下子消失了,我于是斗胆,向X处长请教:“报告X处长,林昭主要的抗拒行为都有哪些表现?”


  “林昭恶毒攻击反右派斗争!替右派份子鸣不平。X处长语极简洁,但却不假思索、斩钉截铁,稍停之后又说:“林昭最严重的问题是不认罪,抗拒改造!态度十分恶劣。毫无疑问,他没有畅所欲言。那个时候不慎失言都会遭到灭顶之灾,即令这位权力在握的处长也不会例外。


  相对语竭。我已记不起怎样与这位处长分手,怎样走出这座闻名世界的监狱的城堡式的外门,今日留在记忆里的是在离监狱大门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市内交通汽车小站,我与许先生便在那里等待乘车,不知怎么,眼泪从眼睛、鼻子、以及喉咙里汹涌而出,许先生拄着手杖,无动于衷地站着。


  这天下午,我跑遍了上海各大食品公司,中、小食品商店,寻购那种绘着“猫头”的奶糖,但,完全徒劳,在那个时候,“大白兔”奶糖是容易找到的,而“猫头”图案却无处寻觅。第二年的5月1日,我又偷偷地来到上海,又与许宪民先生一道来到提篮桥监狱,但传达室庄严宣告:“监狱已军管,一切接见停止。


  1968年8月,我在山东某劳改队的禁闭室里接受了“管教干部”的通知:“林昭已于今年5月1日枪决。他问:“你有什么想法?”


  “没有想法。我告诉他们。


  “是谁杀了我的儿?我的儿是谁杀了?”


  1968年4月30日下午2时左右,在中国上海的茂名南路159弄11号二楼上的林昭家中,出现了一桩“史无前例”的“天下奇闻”!


  一个家伙在楼下呼叫“许宪民”这个名字,彭令范闻之急忙开门,面对着她的惊惧神态,他表现出一副不屑详言的恶棍骁勇与杀人娱乐后的快感快意之神色,使彭令范终身难忘!


  他一共说了三句话:


  “我是上海市公安局的。


  林昭已在4月29日枪决。


  家属要交五分钱子弹费。”


  开始似未听懂,继而意识到噩耗成真之后,林昭的母亲许宪民先生晕厥于室内地上,彭令范拿了五分钱的硬币打发了那个刽子手,他对“尸体现在何处”的询问一言不答,犹如未闻,扬长而去。


  非常巧合的是:在4月30日彭令范付了子弹费以后,许宪民先生的友人朱太太打来电话约彭令范见面。她告诉彭令范:她的大儿子祥祥每周两次与同学到龙华机场勤工俭学,每天下午三时左右结束。4月29日下午三时半左右,突然望见两辆军用小吉普车飞快开来,停在机场的第三跑道,接着由两个武装人员驾出一个反手背绑的女子,她的口中塞着东西。他们从她腰后一脚,她跪下,另外两个武装人员一人举手枪开枪,她先中一弹,倒地爬起,又中两弹,扑于荒原!然后四凶手将她拖入另一辆吉普车,飞驶疾驰而去!她的遗体被运往何处?只能去问驾驶那疾驰而去的吉普车上的凶手们!他们包揽了密杀与灭尸(也许还要辱尸)的全部过程。祥祥认出她就是大姐姐,他目睹惨状,惊恐失常,不忍详视,疯痴癫狂!高呼:“大姐姐被害了!大姐姐被害了。祥祥面如死灰,目瞪口呆,由他的同学送回家中。


  于是,许先生几番到上海提篮桥监狱、上骸+安局、上海高级法院询问林昭的遗体究竟被如何处理?如果掩埋,埋于何处?如果火化,骨灰何在?但,全遭拒绝皆不奉告,而且声厉色狞,拒于门外!于是,这位年逾七旬的母亲,终于意识到与她含辛茹苦度过了三十六年的非凡岁月的女儿今日真的失去了!迷朦地消失了!毁于一朝,化为乌有!于是她哭,在“十里洋彻的大上海的长街上游荡,幽灵似的游荡!她念念有辞。有时呼喊一声其义难辨的语句,于是她也笑。记得诗人田间的长诗《她也要杀人》的开始云:


  是谁杀了我的儿?


  我的儿是谁杀了?


  --一位失去儿子的年轻的母亲的哭声,半个世纪以前就在我的耳边回响,今天终于与这位失去了女儿的年迈的母亲在上海长街上的喃喃唤女之声融为一支裂人心肺的哀歌!她终于迷失了记忆,全然忘却了她自何处来,又欲何处去!她开始挎着一只竹篮、提着昔日的竹杖,在大上海的人群中梦游与呓语,她一切皆已忘却,也不再悲哀与欣喜,她失踪在人间的海洋里,在汹涌的人流中沉涪漂流!


  只有彭令范,没有眼泪,头发蓬乱,精疲力竭。如今就只有她还存留着迷茫的记忆!


  有一天,一位好心的人来说,她看见许先生在某某马路上徘徊,彭令范于是急往其处,遥遥望见年迈的母亲白发蓬乱,形容●枯,她似在喃喃地唤女,在那茫茫的人海中任自漂流、沉浮游荡而去!


  老母亲被拉回家,未久,又出走,消失在茫茫的大上海的人海里。终于有一天,她也倒下了!倒在繁华的马路旁的人行道上,遍体鳞伤,面颊青肿,口鼻流血,一只鞋失落远处,竹篮与竹杖已被踩扁和踩断。有人围观,有人视而不见地匆匆走过。--“她是被红卫兵小将打死的!他们说她是大反革命分子林昭的母亲,林昭已被枪毙了,也不能叫这个反革命老太婆活着!一声吆喝,簇拥围打,拳脚交加,顷刻命绝。--后来,彭令范听人如是说。


  发生在六十年代的中国式的野蛮与残酷,是筑成那个“史无前例”的砖石,多少家庭就是在如此不明不白中消解了!这就是真正的“家破人亡”,或更确切一些说是“人亡家破”。


  1980年8月22日,上海高级法院“沪高刑复字435号判决书”宣告林昭无罪,结论为“这是一次冤杀无辜”。但仍对她的遗体的下落不作解释。但亲友之心其哀未绝!


  现在,苏州的灵岩山西侧的安息公墓墓地上有“林昭之墓”,但那里面只有她的一缕长发、一套旧衣、一张照片,是一个空空的“发之冢”!她的遗体拋落在何处,只要世界上还有一个良知未泯的人道的知情者,我们真诚地请求你发一次善心,就请你写一封匿名信,请寄往“苏州灵岩山安息公墓管理处”吧!为我们提供寻找林昭遗骨的线索与地址!求求你了!我相信所有的人都会感激你的恩德!苍天在上!佛在我心!上帝与一切神灵都会呵护你“立地成佛”的!


  在说罢这椿往事的时候,我忽然悟出:林昭在1957年北京大学的论战中用“双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自报家门,她遇难之时正是三十六岁,罹“口舌之灾”,二者竟在她的名字的破解中不幸言中!真可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信哉!如是我闻!阿弥陀佛!


  ◆关于我


  我的祖籍是江苏赣榆县。1933年生。


  1954年于青岛一中高中毕业,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


  1957年的春天,中国共产党整风,我因担任北京大学学生自办的刊物《广撤的主编,撰写《广场发刊词》、《编后记》,以及与人合写短诗《是时候了》等大字报而被划为“极右派”,遭受轮番批斗,于1957年12月25日以“反革命罪”被逮捕,判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而后被押送于北京南郊之团河农尝河北省宁河县之茶淀清河农场等荒凉地区劳动改造。1965年刑满,但仍未离开劳改队,继续留在清河农场,接受“无产阶级专政”,戴着“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在劳动机关的管制下劳动度日。


  1966年文化大革命起,被押送到山东省劳改队所属的章丘埠村煤矿,在煤井下挖煤四年;1970年又被押送至山东济宁“六四劳改农彻,继续着劳动改造的生活。


  1977年,由于“四人帮”的倒台,我的被监管的生活获得了政策性的放松,就在这一年的秋天,我结了婚。我的妻子怀着对我的同情与敬佩之情,嫁给我这个四十四岁的将“知天命”的“反革命分子”,那时她仅二十六岁。她无意旁顾险恶的环境以及没有希望的未来,毅然把她美丽的青春与我的严峻的危运联结在一起!怀着生死与共的凛然之情,顶着漫天风雨,分担了压在我头上的无情重负!


  1979年的秋天,我当了父亲,我的不幸的儿子来到这人世的早晨,他的父母就像两个乞丐,我们的财产就只有一条旧棉被。而我竟无处去为他报户口,他是万里浩荡神州中的无计存身的奴隶的后裔,是一个“编外”的“黑人”。


  1979年11月24日上午,在山东省济宁劳改队的办公室里,我接受了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项目组的法官们的平反裁决,他们郑重宣告:推翻1957年的判决,宣告我无罪!
        

#14  Re: 寻找林昭的灵魂             Go Back
张元勋: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5)



  至此,我才算真正地与这个“人间的好地狱”告别,真正的“释放”才算开始!


  北京大学党委用心良苦,几经协商,依政策的“就地安置”的精神,把我安置到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直到今天,养生于此。我担任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十年之间,完成了“讲师--副教授--教授”的“三级跳”,并担任了先秦两汉文学的硕士研究生的导师之职。


  1994年夏退休,离开了短暂的教学生涯。工作紧张与生活贫困是这十五载执教生活的两大特色,忙于生计,以活妻儿,点滴余闲,苦心撰着,断断续续,终得二十三万言,成《九歌十辨》一卷,献诸学林,博人一哂而已!


zt:

北大“五一九前驱”、《广场》主编、以未婚夫名义探监提篮桥林昭的张元勋先生,因突发心肌衰竭于4.12下午2时51分仙逝,享年80岁。
        

#15  Re: 寻找林昭的灵魂             Go Back
昨天没有注意,这篇是何谈自己写的。写得真是不错,古今中外的人物和思想,实例都涉及了。


和谈 wrote: (4/28/2013 20:32)
和谈: 龙华四月林昭血

“我经历了地狱中最恐怖最最血腥的地狱;我经历了比死亡本身更千百倍的更惨痛的死亡。”——林昭狱中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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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得其乐
        

#16  Re: 寻找林昭的灵魂             Go Back
读了全文。sad。

其实现在的中国,与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毫无区别。



云天 wrote: (4/29/2013 3:0)
张元勋: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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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得其乐
        

#17  Re: 寻找林昭的灵魂             Go Back

BBB wrote: (4/29/2013 18:26)
昨天没有注意,这篇是何谈自己写的。写得真是不错,古今中外的人物和思想,实例都涉及了。


今年我们这里春天来得晚了几天,这几天才真正感觉到了春天,周围树木花草葱茏,生机盎然。当内心沉浸在林昭的遭遇中,我对周围的景致也格外敏感起来。每年这个时节,上海龙华也是桃花、油菜花盛开的时候。也许现在的孩子已经不稀奇了,过去我们每年这个时候都盼望学校组织去春游,龙华是可以一次一次去的地方。可是我们真的不知道林昭。

林昭这个名字在我的脑子里也存在了一定时间了,因为一直没有用心去了解,就像被共产党迫害杀害的其他英烈一样,只是一个名字,直到我用心去读,去想,才感到心疼。疼什么呢?我疼她那样一个生命被那样摧残,我疼中国人的良知被泯灭。如果不是共产党,林昭会和其他人一样活出自己的天和地来的。可是她却没有,就是因为她比常人多了那么一点认知,多了一点勇气。

我东拉西扯,把零零散散的想法放到一起,不成文章。倒是云天转贴张元勋的回忆文章,会给人一个完整的画面,我要谢谢云天。林昭在北大是中文系新闻专业,看得出林昭的诗也写的不错。

这个世界上还有几个政权因为不同思想而构成犯罪的?真是可耻。
        

#18  寻找林昭的灵魂             Go Back
        

#19  Re: 寻找林昭的灵魂             Go Back
谢和谈的link.


引张图以悼林昭。苏州灵岩林昭墓:



Last modified on 05/04/13 15:56
        

#20  Re: 寻找林昭的灵魂             Go Back
“写得真是不错”, 赞同站长。和谈这篇文章引人深思。是什么让“中国人的良知被泯灭”,那样对待一个政治犯呢?

欧。亨利有篇短篇小说《警察与赞美诗》, 那个流浪汉开始时想方设法想进监狱 --- 他的冬季寓所。因为那里有吃有喝,不必忍饥挨饿。 倘若是中国的监狱,他肯定想想就怕。

少年时读过《爱的教育》,如今还存留着暖暖的朦胧的记忆。夏丏尊先生在翻译《爱的教育》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教育之没有情感,没有爱,如同池塘没有水一样.没有水,就不成其池塘,没有爱就没有教育。” 而共产党的教育是对待敌人要严酷无情。 所以林昭的母亲在街头被人活活打死,只因为她的女儿是”反革命”。 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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