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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润南: 我的1989(1)悲剧序幕

1989年在北京发生的那场风暴,对我、对四通、对赵紫阳、对邓小平、对我们的国家、甚至对我们整个民族,都是一场悲剧。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因心脏病突发溘然离世,揭开了这场悲剧的序幕。当年他被老人帮用不公正的“非程序权力更迭”手段搞下台,民众对他充满了同情。民间积累的种种怨愤,终于爆发了。

听说北大贴出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我预感要出大事,所以第一时间去了北大。我想起了23年前,清华园的大字报。啊,久违了,大字报……

我西装革履的挤在熙熙攘攘的大字报区,很引人注目。发现不停有人从不同的角度给我拍照留念,我知道自己被“有关部门”盯上了,便淡然一笑,依旧神闲气定地看大字报。看到一些有文采的句子,不禁莞尔。至今印象深刻的,有这样两则:

“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死了!”;

据说原话出自冰心,她在悼念耀邦时说:“我已经90了……”,所以“该死的”,很明确是自指。但贴到北大校园里,显然是另有所指。

还有一首改变自《奉献歌》的歌词,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把长寿奉献给小平,把短命奉献给耀邦;把捐赠奉献给邓儿,把彩电奉献给赵子。我拿什么奉献给你呢?我的苦难的百姓。”

有人贴出了一份错误百出的关系图:其中把贾春旺编派为贾廷三的儿子,万润南则被指为万里的儿子(侄子)。我无奈地叹了口气。

之前就听到过这种传闻,我曾经感叹过:在中国搞改革真难,连姓什么都要仔细选择一下。也郑重其事地辟过谣,但无济于事。

1989年6月以后,我到了海外。在洛杉矶巧遇到万里家的老大。我和他开玩笑:“哈,有人说我们是本家,不过应该是500年前的本家。”

万老大认真地说:“我们500年前也不是本家。你的那个‘万’是真的,我们家这个‘万’是假的。‘万里’是我父亲参加革命后用的化名。”记不确切了,好像说他们原来姓张。这样的情况,在共产党的老一代里很普遍,例如,李玉家就不姓李,而是姓雷。于光远其实也不姓于,而是姓郁。那时候,好像很兴这一套。

悼念胡耀邦的挽联和大字报很快就贴到了天安门广场。纪念碑的铁栏杆下有这样一副对联:

民主先驱,社稷为先,千秋耀;
开明公仆,天下为公,兴华邦。

从4月18日开始,北大、人大等北京高校的学生开始走出校门游行,并且在人大会堂前静坐,提出七条要求,并且要求中央领导接见。

七条的大致内容是:

一、重新评价和肯定胡耀邦;
二、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自由化;
三、领导人及其子女公布财产;
四、解除报禁;
五、增加教育经费;
六、取销限制游行的“十条”;
七、政府领导人就失误公开检讨。

周舵负责的综合计划部和总裁办编发了《消息参考》,随时向我通报社会上的最新动态。这份小报只供极少数人阅读。

4月19日,《世界经济导报》在北京举办了一场悼念胡耀邦的座谈会。与会者有李昌、冯兰瑞(李玉的母亲)、胡绩伟、李锐、严家祺和戴晴等近百人。

《世经导报》把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编发了五个版面,出报前却被江泽民主政的上海市委腰斩,据说江还拍了桌子。但《导报》的总编钦本立表现了凛然的风骨,坚持不同意上海市委的处理意见,宁可被撤销了总编辑的职务。

这位铁骨铮铮的钦老板,和李玉的父母是故交,与四通也关系匪浅。我这里披露一件鲜为人知的往事:四通其实是上海《世界经济导报》的幕后“金主”之一。其来龙去脉,明天接着交代


Last modified on 05/12/12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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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1989(2)钦老板

不知道为什么,钦本立身边的人都称呼他为“钦老板”。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这样的叫法并不常见。钦本立是1949年的老党员,当时在朝阳大学读法律,因为参加学运被开除。于是到徐铸成那里担任香港《文汇报》驻上海办事处的主任。

李玉的父母曾经在华东地区工作过,应该是在那个时候和钦老板相识。中共建政以后,《文汇报》一度被解散。50年代毛提出要恢复《文汇报》,找到了创办人徐铸成。徐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是要把钦本立请回来。于是,钦担任了《文汇报》的党组书记兼常务副总编,是实际上的一把手。

在1957年反右时,《文汇报》是重灾户。毛亲自撰写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当时徐铸成正率领中国新闻代表团在莫斯科访问,在报社实际主持大鸣大放的是钦本立。结果是徐铸成代钦受过,被打成全国最大的几个右派之一。钦本立则被撤掉了所有的职务。

文革当中,他这个“漏网右派”自然是首当其冲,曾被单独关押了一段时间。据说恢复自由后,连话都不会讲了。他的太太是《解放日报》的资深编辑,不幸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文革结束以后,钦本立到上海社科院担任世界经济研究所的党委书记。他利用这个平台,招募人才,办起了一份当时脍炙人口的《世界经济导报》。其视野的开阔、立意的高远、对普世价值的认同和执着、对改革的推动和坚持,是当时新闻界的一朵奇葩,无人能出其右。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出现了许多新事物。在我看来,罗校长办的深圳大学,钦老板办的《世界经济导报》,乃是其中的“极品”。如果非要好事成三,那么,我觉得四通也可以凑一个数。

就像我当年也蹬着三轮平板车去机场提货一样,钦老板在办报初期,还当起了老报童,自己拿了报纸上街去卖。

也许是惺惺相惜吧,钦本立对四通情有独钟。他通过“关系”找到我,这个“关系”,就是我的岳母冯兰瑞。1987年,钦老板在北京请我岳母吃饭。席间,他一句话说得老太太眉开眼笑。他说:“你们家怎么这么会找女婿?两个女婿都如此优秀?”

另外一个女婿,是指李玉的姐夫陈清泰,当时我们同为中共十三大代表的考察对象。

老太太很实在,说:“是女儿自己选的,当初我还反对来着。”

回家后,老太太心情大好。而且下了懿旨:要我回请一次钦老板。于是,我作东专门请他吃饭。大家所见略同、心有灵犀、一拍即合。我提议四通和《导报》合办一个广告公司,注册资金10万元,收益四通分文不取,全部用来资助他们办报。而且,四通的所有广告都在《导报》做一份,这对他们而言,是一笔不菲的固定收入。

当初,钦老板是从《文汇报》借了两万元起家的。恰好,我们四通也是从四季青借了两万元起家的。《导报》对他,四通于我,犹如是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之间的合作,实际上也是一种联姻,本来应该有美好的前景。

当1989年的风暴来临时,面临第一个冲击波,他的《导报》就夭折了。他的心疼,我感同身受。

六四以后,我流亡到海外,他一直被软禁。半年以后,他被查出来有癌症,然后住院。坚持到1991年的4月15日,恰好是胡耀邦去世两周年的那一天,钦老板在有关部门的严密监控下悄然离世。

张伟国是《世界经济导报》驻北京办事处的主任,他赶到华东医院的停尸房去送钦老板最后一程。据他说:“当时是整个处于一种戒备状态,医院里里外外武警都出来了。不但是便衣,就是穿了军装的也出来了。”

许多来吊唁的朋友看到华东医院外这么多军警,只好无奈地绕了几圈,知难而退,离开了。

“没有什么人讲话,也没有人献花,也没有花圈,我们也就是在他面前鞠三个躬。”

钦老板走得很寂寞。不仅寂寞,而且很纠结。

据张伟国说:“钦本立到生命最后期的时候,在4月10日前后,他已经是神智都开始恍惚了,当时上海市委宣传部长陈至立,到他的病床前去宣布对他的党纪处分。宣布后弄得钦本立受到的打击相当大。所以我也感觉到很可悲,作为一个共产党的老干部、老同志,最后共产党用这种方式来给他送终,实在是令人发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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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1989(3)存亡之秋

4月22日,150余位知识分子发表了一份请愿书,希望中央和学生对话,呼吁政府不要对学生的抗议活动采取暴力手段。我虽然没有签名,但认同,因为这也是我的心愿。

我感觉城门失火,迟早有一天要殃及池鱼。我用一种忐忑的心情,关注着事态每一个细节的发展。

当天,胡耀邦的追悼会按既定程式在人大会堂举行,谢天谢地,没有出什么意外。

4月23日,我从新闻联播中听到赵紫阳启程去朝鲜访问,心头掠过一丝不安。这是一个历史的拐点,每一分钟都可能发生突变,这时候离开关键岗位……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本来,胡耀邦的追悼会开过了,学生如果能够趁势收兵,坚持他们的七点要求,从此开始良性的朝野对话,是和平结束这场运动的第一个机会。可惜,这个机会没有被抓住。

当晚,北京市21所高校决定成立“学生临时筹备委员会”,北大的学生呼吁全国性罢课。学运方兴未艾,完全没有就此收场的意思。

4月25日,我在公司的干部会上第一次谈到了这场学运。地点是在公司的咖啡厅,到会的有事业部经理以上的干部45人。以下是我的讲话:

从悼念胡耀邦开始,学运到今天已经十天了。最初,学生有一个七点要求。最近,又有一个五条,要求保障人权,民主宪法,新闻自由,公布领导人财产,提高教育经费等等。这些要求,政治性很强,并且无限期等待答复。从昨天起全面罢课了。现在,问题变得有点复杂。

怎样对待这样的局面?首先应搞清楚我们四通自己的历史方位——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大家都从学生时代过来的。学生敏感、热情、要民主、爱国,是国家的希望。但是学生的要求比较空泛,他们并不清楚自己到底要什么。学运一旦持久,就会给社会带来不安定。据说,长沙有人砸了“五一”路上的商店,西安有人烧汽车……就是说,各种各样的社会力量,会利用学运的机会,纷纷出来,借机发泄自己的不满,甚至是乘机破坏。

对于四通,带来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当听到四通人支持他们或四通人向他们捐钱的时候,学生就高喊“四通万岁!”;另一方面,当学生高喊打倒“官倒”的时候,四通也在他们的打倒之列。我看到一张大字报:“官倒——万里的儿子(侄子)——万润南”。看来这些学生不读《经济日报》。夹在政府和学生之间,四通的位置很微妙。处理得好,四通被两边都接受;处理得不好,四通成为两边的打击对象。

上星期,贺光辉问我有没有去看学生游行?我说:第一,没有时间;第二,企业应当是社会的稳定因素。他就没有再追问。

临走时,他又问我关于“八九宪章”的事,我说我和他们没有关系。

看来,我们被两边都接受的可能性不大,成为两边打击对象的可能性却很大。

要劝学生节制。这次运动,政府的应对尽管有些地方偶尔不够意思,但总的表现还是相当宽容的。另外,我党一贯的做法是外松内紧。我注意到,我去北大看大字报,马上有人照相。这也没什么。如果连看都不行,这个国家也就到头了。这几天,有许多人从各种渠道打电话来,提醒我们要谨慎。

在这种形势下,除了公司成立五周年活动照常进行,其他的大型活动统统从简。本来有人想搞一次大型的答谢歌会,我建议最多开一个座谈会,对支持者表示一下意思就可以了,不宜把动静搞得太大。曹思源那里本来准备开第二次修宪讨论会,我也建议缓一缓。

昨天,有一位美国密西根大学的研究生叫李凡,他要搞一个调查,题目是“世界价值观”,说要和四通合作。他认为四通的目标,是要造就中国第一代中产阶级。他们的文化素质、价值取向是社会的稳定因素。李凡说,你们的社会发展研究所,要成为中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代言人。

学生代表了空泛但是激进的要求,我们是实实在在对社会发展有自己的见解、并且实实在在地作贡献,是真正的稳定力量。

我们不是学生的对立面,但也不取简单的支持态度。这是个很复杂、也很敏感的问题。学生一说“倒爷”和教育经费就情绪激动,有一种说法,说四通就是新资产阶级分子。

只有稳定,改革才能按部就班进行下去。社会动乱,首先摧毁的是未来有希望的潜结构。四通就是这样的潜结构。我们刚争取到一点民主,这个民主就被用来反对改革。给深圳立法,这是一件很好的事,但人代会上40%的人反对。如果再次表决肯定会给否决掉。许多代表都以投否决票为荣。有很多人,口头上赞成改革,但当改革涉及到自身利益的时候,就反对改革。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绷得住劲儿。当中国的大多数人都成为四通这样,中国就有希望了。不要在动乱中把这一点希望也给扫荡光了。

这时候,段永基插话:我们经济上是脆弱的,基本不要介入。

我说:老段是绷得住劲儿的。总的原则是要谨慎,要密切注意各种动向,要作好各种充分准备,包括有人来打砸抢。

1987年初,有人问我对学生运动的评价,我说,历史是一个进程,我们很难站在一个横断面上来评价它。历史会作出自己的评价。

动荡——任何社会动荡,时间长了一定会影响经济的发展。现在,已经有了影响。据海淀区统计,今年的新产业比去年同期下降了8.3%。除了四通,其他公司都有大幅度的下降。中关村的十大公司,今年一季度的总收入10303万元,四通6093万元,占总收入的59%。总利润787万元,四通445.7 万元,占利润总额的56.6%。

我在香港见到张五常,他向我介绍他的一本新书,书名叫《存亡之秋》,他认为,中国的八十年代,是动荡的年代,而现在则到了关键点,是“存亡之秋”。

但愿我们的四通、我们的国家,能安然渡过这危机四伏的存亡之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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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1989(4)风云突变

就在我“存亡之秋”讲话的第二天,4月26日,风云突变,一上班就接到紧急通知,到海淀区开会,传达邓小平的重要讲话。

邓讲话的主题,就是“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这也是当天《人民日报》社论的标题。我当时的第一感觉,是八个字:激化矛盾、反应过度。唉,怎么就沉不住气了呢。我知道邓大人是开钢铁公司的,但这一回,显然对形势有误判,硬得既不是时候,也不是地方。

这篇社论的最直接效果,是激发了北京高校学生的4.27大游行。这次游行组织得相当好,可以说是声势浩大、秩序井然。

我近距离观察了这次大游行,不是因为对游行本身有兴趣,而是因为我要到人大会堂参加一项活动:“北京市劳动模范、模范集体表彰大会”。在驱车赴会的过程中,有许多机会和游行队伍遭遇。

车到白石桥,我们就被游行队伍堵住了。我注意到他们举的横幅、标语牌和呼喊的口号,既讲策略,又有针对性:

“廉洁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坚决拥护党的正确领导!”
“人民警察人民爱,人民警察爱人民!”

这是策略性。

“和平请愿,绝非动乱!”
“旗帜鲜明地反对贪官!”

这是针对性,针对的是4.26社论。

“人民万岁!理解万岁!”
“妈妈,我们没有错!”

这是打感情牌。旁观的市民确实被感动了,纷纷给学生送水、饮料、食物,甚至往学生的口袋里塞钱。

拦阻学生队伍的警察也表现了巨大的克制,这么大的场面,没有发生一起流血冲突,堪称奇迹。当时我很欣慰地认为,经过文革和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我们的政府和群众都成熟了。后来的事态的发展,证明我乐观得太早了。

我们七转八绕,好不容易上了长安街,人大会堂前已经是人山人海,我们只好绕道从侧门进入会场。

这是每年五一劳动节前表扬劳动模范的陈规。不过,这次被评为劳动模范的,不仅有传统的掏粪工人,而且有所谓新时代的新人,例如京海的王洪德、信通的金燕静和四通的本人。主席台上就座的,有王震、李铁映、芮杏文、倪志福等人,陈希同在大会上讲了话。给我发奖状的,恰好是我最不心仪的王胡子。在我看来,这都不是好兆头。

相对于会场外的热火朝天,大会堂里的气氛空洞、刻板。陈希同讲得枯燥乏味,我们听得心不在焉,结果是不知所云。现在一点都记不起来,陈市长讲话的片言只语。

大家的心,都牵挂着大会堂外面的风起云涌。我默默地祈祷这次游行能平安落幕,我希望学运就此画一个句号。因为学生游行阻断了交通,我们的营业大厅空空荡荡,日销售额一落千丈。我们平均每天的营业额不能低于100万元,否则就是亏损。我希望尽快找到止损点,我相信,没有人比我更想尽快和平结束这场抗争,生怕有人搅了大局。

恰好也是4月27日那一天,有一位朋友从美国回来,他是专程回来趟浑水的。他叫刘晓波,是四通派车把他从机场接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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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1989(5)陈东采访

4月28日,《科技日报》的记者陈东来访,希望我谈谈对学潮的看法。陈东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原来她是科学院团委的干部,后来到社科院新闻所读研,毕业后分配到《科技日报》,是报社年轻人中的大姐大。所以大家就是见面聊天,谈话很随便。下面是这次谈话的录音记录:

首先,学生的正当诉求不等于社会动乱。实际上,学生的行动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同情和支持。为什么?因为他们满腔热情,充满正义感,对推进改革抱着很大的期望。他们提出的反对腐败,反对“官倒”,这也是广大群众共同的心声;他们担心改革出现停顿,甚至有走回头路的危险,这也是广大群众共同的忧虑;他们希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得更快些、更好些,这更是全体人民共同的心愿。确认了这些,就有了对话的基础。

当然,有些学生的态度可能是“举起右手打倒政府,举起左手打倒倒爷(四通)。”我们也要理解这一点。政府与学生之间,应当通过对话而不是对立、对抗来解决问题。

我们也是从学生时代过来的。一个社会,如果连学生都不发声了,不呼喊了,那么这个社会就没有希望了。所以我们能理解学生的爱国热情和社会责任感。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之所以能顶着种种压力,历尽艰辛创办中国的民办科技实业,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保持了学生时代的这种对美好憧憬的不懈追求。和中关村一条街上的大多数企业家一样,我们是在经过相当长时间痛苦的反思之后,才选择了这样一条道路。曾经有人说,现在的青年学生缺乏责任心,没有追求,是垮掉的一代。这次看到学生如此高昂的爱国热情,让人看到了国家的希望、民族的希望。

但是,无论是经济体制的改革还是民主政治的建设,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不能企望一次游行、一次对话,在一个晚上解决所有的问题。只能靠我们大家用一点一滴的积累、扎扎实实的努力、一步一步地实现。首先,要营造一个宽松、宽厚、宽容的环境。

社会的稳定需要有一个中坚力量,我们这些企业家应该是社会的稳定因素。许多国家和地区在经济起飞的过程中,都出现过腐败、学运和骚乱。例如南朝鲜,包括台湾、香港,都经历过这样的阶段。因为有一批稳定的中产阶段,他们是社会的中坚,所以乱不起来,最终还是归于稳定。腐败不是改革带来的。改革带来的是繁荣,而繁荣伴生了腐败,腐败是繁荣的阴影。

这十年是我们国家发展历史上最好的十年。虽然有问题,但只有深入、配套改革,才是出路。重要的是生产力的发展,只有经济上去了,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和法制建设,加强了对权力的监督和制衡,廉政才会有基础。

民主是昂贵的,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且民主制度的建设是一个过程。

总之,我们的态度是:企业发展要有安定的社会环境,只有坚持继续改革才能有安定团结。解决问题一定要对症下药,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大家的支持。

陈东把这篇谈话整理后,以《推进改革是安定团结之本》的标题发表在《科技日报》上。后来秋后算账,给她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她被勒令交代还和我进行了哪些密谋。她曾经是团中央培养的接班人之一,仕途也就此画上了句号。

2011年8月1日,相隔22年以后,我们有缘在海外再次相聚。她和先生一起到我们村里来作客,当年英姿飒爽的大姐大,已经步入中年。而我,当时刚入中年,现在已经是皓发白须。谈起这段往事,大家不胜唏嘘。

这次访谈中表述的观点,在接受陈东采访后的第二天,1989年4月29日,我又向两位来访的客人“老调重弹”了一次。这两位访客,就是刘晓波和吾尔开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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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1989(6)刘晓波

刘晓波后来被官方媒体公开指控为操纵学运的“黑手”,并发表了批判他的长篇文章《刘晓波其人其事》,其中有这样的文字:

“今年4月,北京发生动乱后,刘晓波决定提前结束在美国的访问讲学活动,接受‘中国民联’的派遣,于当月27日匆忙回到北京,直接插手学潮,极力煽动动乱。四、五月间,他经常奔走于天安门广场与四通集团公司之间,与该公司总裁万润南多次密谋策划,对于动乱的不断升级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

中共的许多官方文章,常常夸大其词,有的地方甚至要反其意而读之。“经常奔走于天安门广场与四通集团公司之间”,其实是“偶尔有过来往”;“多次密谋策划”,其实是“有过一次谈话”;“对于动乱的不断升级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其实是“为了使学运的和平结束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以前我提到过,我和刘晓波初识是在1988年初,我们承包云南电子设备厂以后,四通管理学院在昆明开班,曾经邀请他来给我们讲“美学”。他讲话有点结巴,越是结巴的时候,往往言辞越见其精彩。他是那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范儿,许多提法惊世骇俗,记得他讲到美国民主女神像手中的火炬的时候,用了一个非常不雅的比喻,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当时,他的妻妹陶宁,是我的英语翻译兼秘书。她原来是北大的英语老师,气质、风度、同声传译的水平,皆是一流。

4月29日,刘晓波和吾尔开希联袂到四通来找我,地点是在我的办公室。晓波刚从美国回来,我说他是回来“趟浑水”的,那时候他意气风发,挽起了袖子,摆出一副要大干一场的架势。

刘晓波在美国的访问工作本来要到1990年才结束,他提前回国的情况,贝岭在《别无选择——记1989年前后的刘晓波》一文中有这样的记载:

刘晓波在纽约给他打来电话,“说决心已下,后天就要启程返国,为了不让自己再犹豫,索性买了不能更改日期的机票。”

“我放下电话,立即赶到他的住处,见到他的第一句话是:‘晓波,我为你骄傲。你先走,我随后就到。’此时的他,一扫前些日子的迷惘,有一种罕有的平静,他有些结巴地说:‘贝岭,咱……咱们这时不……不能只待在纽约,我们此生不都是在为这一时刻做准备吗?’”

应该说,他有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

第一次见到吾尔开希,感觉很好:阳光、帅气……而且有灵气。一开口,就和我套近乎:“万总,我以前就找过你,却让你的部下给挡住了……”

“什么事情?”我有点好奇。

“我们想组建一个北京高校联合的文工团,希望能够得到四通的赞助和支持。”

“嗯,不错的想法。不过,先得等大家回到学校,回复正常秩序之后才有可能。”于是,我讲起了和陈东访谈时讲过的那些车轱辘话。在表示对学运的理解和支持之后,开始诉苦:“你看,你们一上街,交通就堵塞,顾客就上不了门,我们就做不了生意。我们的铺面是租来的,要付租金;资金是从银行借来的,要付利息;四通里里外外2000多员工,端的是泥饭碗,你们要考虑到我们的承受能力。”

我说,我们原来预计过了“头七”,4月22日耀邦的追悼会开过以后,就可以消停。大家刚想偃旗息鼓,结果出来一个“4.26社论”,又把大家的火给拱了起来。昨天的大游行组织得很好,看来,大家的情绪一时难以平复,马上就是“五一”假期,接着又是“五四”70周年,估计要过了5月4日才能消停了。

刘晓波当时就向吾尔开希建议,以后不要再搞这种大游行了。应该回到校园里,借这个机会把校园民主搞好。学生成立了自治联合会,教师也可以成立教师联合会。或者教师和学生一起成立校园自治的民间组织,像北大的三角地那样,在师大的校园里也开辟一个类似的自由论坛园地。这个自治会主要是为了争取学生的权益,增加校务的公开性、透明性,学生和教师应该能参加校务管理。

应该说,这些想法很务实,也很平和。我由衷地赞成。

而且,我们对政府到目前为止的表现,除了4.26社论的定调离谱,其他方面的应对都持正面肯定的态度。例如对耀邦悼念活动的安排,对耀邦生平的评价,新闻媒体对学生游行的正面报导,在4.27大游行中警察的克制和容忍。特别是,政府已经开始和学生对话,这是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破天荒的第一次。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良好的开端。

是的,4月29日,政府和学生展开了第一次对话。政府方面由“国务院发言人”袁木领衔,学生方面为首的是“对话团团长”项小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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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1989(7)袁木其人

4月29日晚,中央电视台播出了袁木等人和学生的对话实况录像。袁木的身份是“国务院发言人”,这个头衔还是第一次听说。我的理解,他应该是可以代表李鹏的。

终于开始对话了,平心而论,这是一件相当有意义的事情。共产党什么时候对群众的要求服过软?这是破天荒的头一回。我认真地收看了全过程。

可惜袁木的表现太差,差的不是口才,而是态度。袁木的口才,在一帮木讷的中共官员中,算是能东拉西扯的了,问题是没有一点真诚,甚至有一种傲慢。更要命的,是信口开河,瞪着眼睛说瞎话。

事后我曾经感叹,如果周恩来在世,哪里需要找一个什么“发言人”来替自己代言。一次真诚的对话,就可以摆平的学潮,却因为自己的养子兼继承人的无能,酿成了一场悲剧。

这场悲剧,刻下了许多政治人物鲜明的特点,其中就有李鹏的“蠢”和袁木的“扯”。

学生在后来的游行中,有许多段子,表达对李鹏的不满:

有人喊:“给李鹏打分:去掉一个最高分——”

众:“251分~~”

“去掉一个最低分——”

众:“249分~~”

“李鹏得分——”

众:“250分~~”

为什么说一个人傻,就说他是“二百五”?有一说是源自战国故事。苏秦被杀,齐王想捉拿凶手,于是贴出一道榜文:“查苏秦原系内奸,杀苏秦者黄金千两,望来领赏。”榜文一出,就有四个人来揭榜,声称自己杀了苏秦。

齐王说:“这可不许冒充呀!”

四个人都一口咬定是自己干的。

齐王说:“一千两黄金,你们四个人各分得多少?”

四个齐声回答:“一人二百五。”

齐王拍案大怒:“来人,把这四个‘二百五’推出去斩了!”

后来宣布戒严、动用军队,本来不是李鹏的权力范围,所以他不是直接责任者。但讲话时他表现出一副凶巴巴的样子,让全国人民恨得牙疼,真是一个典型的“二百五”。

还有一首儿歌:“邓妈妈,快把鹏儿领回家。领回家,干什么?给他三个大耳刮——”

众:“pia~pia~pia~”

那时候,北京城里两个人吵架,如果要骂对方蠢,就会说:“你李鹏!”

这是语言学上典型的名词(李鹏)动词化(干蠢事)或形容词化(很愚蠢);

同理,如果要说对方信口开河说瞎话,就会骂:“你袁木!”

陪同袁木一起和学生对话的,是教育部的何东昌和北京市委的袁立本。事后,流传这样一副对联来评价这次对话:

如此对话国家何时东昌;这副嘴脸政府何以立本。

横批是:袁木求鱼

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个关于袁木后人的段子:

袁木的千金到美国使馆申请签证,使馆官员接过申请书一看,来者竟然是国务院发言人袁木的女儿,于是他故意把桌子下边的麦克音量调大,他要让这里的中国雇员和其它排队等候签证的中国人都能听见他们的对话。

他大声地问道:“你真的是袁木的女儿?”

袁木的女儿低声回答说:“是的,我就是袁木的女儿。”

然后,使馆官员用更大的声音说:“我不敢相信这么讨厌美国、天天诋毁辱骂我们美国的袁木,会要他的女儿到美国留学。”

袁木的女儿怯生生地说:“他是他,我是我。”

使馆官员又追问:“袁木怎么会准许女儿到这么邪恶的国家念书呢?”

这时,那些放下手中工作、竖起耳朵听他们对话的中国雇员都忍不住爆发出笑声。

最后袁木的女儿还是得到了签证。

这个段子出自美国前驻华大使李洁民的回忆录。

4月30日,赵紫阳回到北京。他会如何应对?大家拭目以待。
        

#9  Re: 【永远纪念】 ZT 万润南: 我的1989 (1) 悲剧序幕             Go Back
和指挥不只听古典,还关注时政,标准精英哈。

多谢转载。五月过后,一年一度的国殇日将接踵而至。 曾经身在其中。。。 弹指间已是二十三年。
这里的夜兄与K君 89 年时都还小吧,不知是否听说过六。四。



“四、解除报禁”--- 即西方的 freedom of the press. 果能如此,民主也就指日可待了。
        

#10  Re: 【永远纪念】 万润南: 我的1989(1)悲剧序幕             Go Back
据张伟国说:“钦本立到生命最后期的时候,在4月10日前后,他已经是神智都开始恍惚了,当时上海市委宣传部长陈至立,到他的病床前去宣布对他的党纪处分。宣布后弄得钦本立受到的打击相当大。“

---- my goodness, can't believe this!!! 人性何在。 还有哪个党能做得这么绝。

江泽民能登上总书记宝座,或许拿导报开刀是 stepping stone.
        

#11  Re: 万润南: 我的1989(1)悲剧序幕             Go Back
往事依稀。

那时的大字报真的是文采斐然。青年人最是热血澎湃。


和谈 wrote: (5/11/2012 9:11)
我的1989(4)风云突变

旁观的市民确实被感动了,纷纷给学生送水、饮料、食物,甚至往学生的口袋里塞钱。


        

#12  Re: 万润南: 我的1989(1)悲剧序幕             Go Back
”如果连学生都不发声了,不呼喊了,那么这个社会就没有希望了“
因为年轻,所以心血来潮,所以指点江山,所以不计后果。 但谁又想到,会有天安门那一幕。

回头看,一场运动的组织者的确需要极大的智慧。


和谈 wrote: (5/11/2012 9:12)
我的1989(5)陈东采访


一个社会,如果连学生都不发声了,不呼喊了,那么这个社会就没有希望了。所以我们能理解学生的爱国热情和社会责任感。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之所以能顶着种种压力,历尽艰辛创办中国的民办科技实业,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保持了学生时代的这种对美好憧憬的不懈追求。和中关村一条街上的大多数企业家一样,我们是在经过相当长时间痛苦的反思之后,才选择了这样一条道路。曾经有人说,现在的青年学生缺乏责任心,没有追求,是垮掉的一代。这次看到学生如此高昂的爱国热情,让人看到了国家的希望、民族的希望。

但是,无论是经济体制的改革还是民主政治的建设,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不能企望一次游行、一次对话,在一个晚上解决所有的问题。只能靠我们大家用一点一滴的积累、扎扎实实的努力、一步一步地实现。首先,要营造一个宽松、宽厚、宽容的环境。

        

#13  Re: 万润南: 我的1989(1)悲剧序幕             Go Back
熟悉的歌声,唤起那些难以忘怀的记忆。 向晓波致敬!


守望良知的六四黑手-- 刘晓波 / 一九八九:记忆的呼唤 (之四)





和谈 wrote: (5/11/2012 9:13)
我的1989(6)刘晓波

刘晓波后来被官方媒体公开指控为操纵学运的“黑手”,并发表了批判他的长篇文章《刘晓波其人其事》,其中有这样的文字:


应该说,他有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


        

#14  Re: ZT 《四通故事》(网站链接)             Go Back
瞄了一眼万先生博客,其中的一篇:

岁月如歌:《三百六十五里路》 2006-12-30 23:23:34

现在是一年的岁末,三百六十五天过去了,又一个三百六十五天开始了。回想自己每年走过的三百六十五里路,听黑鸭子唱《三百六十五里路》,有一种分外的感慨。下面邀请大家一起听。


——————————————————————————————————————————————————————————————————————————

万润南 —— 从民间企业家到民主活动家/ 一九八九:记忆的呼唤(之九) (配曲正是《三百六十五里路》)





        

#15  Re: 万润南: 我的1989(1)悲剧序幕             Go Back
刘霞是刘晓波第二任妻子。



和谈 wrote: (5/11/2012 9:13)
我的1989(6)刘晓波

当时,他的妻妹陶宁,是我的英语翻译兼秘书。她原来是北大的英语老师,气质、风度、同声传译的水平,皆是一流。


        

#16  Re: 万润南: 我的1989             Go Back
园木固然”表现太差“。 他说什么也是上边的圣旨吧。



和谈 wrote: (5/12/2012 13:52)
我的1989(7)袁木其人

可惜袁木的表现太差,差的不是口才,而是态度。袁木的口才,在一帮木讷的中共官员中,算是能东拉西扯的了,问题是没有一点真诚,甚至有一种傲慢。更要命的,是信口开河,瞪着眼睛说瞎话。

事后我曾经感叹,如果周恩来在世,哪里需要找一个什么“发言人”来替自己代言。一次真诚的对话,就可以摆平的学潮,却因为自己的养子兼继承人的无能,酿成了一场悲剧。

这场悲剧,刻下了许多政治人物鲜明的特点,其中就有李鹏的“蠢”和袁木的“扯”。

        

#17  ZT 万润南: 我的1989 (1) 悲剧序幕             Go Back
http://beijingspring.com/c7/xw/hrsq/20111104200258.htm

未敢忘忧国——万润南近况素描
日期:11/4/2011 作者:王山


流亡海外的中国着名民运人士万润南离开公众视线已经很久了。1989年那场民主运功,学生的代表是21位遭中国政府追捕的学运领袖,万润南与刘晓波、严家祺、陈一咨等人,则是知识分子的代表。89“六四”后,万润南流亡海外。

流亡之初,万润南全身投入海外民运,参与组建“六四”流亡人士的第一个民运组织——民主中国阵线,并当选为第二任主席。

如果不是因为罹患严重的心脏病,医生警告他必须远离所有劳累和令他情绪起伏的环境,万润南至今仍活跃在海外民运中。

大约五年前,他的儿子在旧金山远郊萨克拉门托河畔为他购买了一幢独立房,那是发展商为62岁以上老人兴建的封闭式社区。房舍围绕高尔夫球场兴建,社区活动中心有游泳池、室内步道、舞厅、桥牌俱乐部。万润南就在此隐居下来。

我曾多次前往万润南的隐居地探望他。也想看个究竟,万润南与中国政治、海外民运真的离得远远了吗?

其实不用前去造访,只要打开万润南在中文网站《文学城》开设的博客《万家评述》,就可以知道,他对国家与民运仍然热情洋溢。

他的博客就像一本网上杂志,设有十一个专栏。大部分是他五年来写的对自己前半生的回忆文章,和旧体诗、随感、媒体对他的访问报道,还有他欣赏的美文、音乐、摄影、绘画等等。

他的回忆文章有:《四通故事》、《清华岁月》、《童年记忆》、《中学时代》。最近我陪友人前去拜访他,他告诉我,回忆文章收官之作是对流亡海外二十多年的记述。以万润南独有的身份和经历,这应是他的回忆文章中最有价值、最令人期待的部分。

即使万润南蓄意远离公众视线,人们也不会忘记他,不仅是他的朋友,也包括中共当局。今年4月清华大学100周年校庆,作为清华的着名校友,他经常在校友们开设的一个网站上与当年的同学们交流,未料却在校庆期间遭清华校方封杀。他对我感慨道,他已经是一个身患重病的老人了,当局何必老是惦记他呢!

我作为记者,除了与万润南的私人交往外,还常就中国的一些重大时政请他发表见解,如“六四”,中共领导人赵紫阳、胡耀邦和胡锦涛,中国的“茉莉花革命”,中共的“十八大”,等等。

近日我问他对中共“十八大”有什么预测?他说:习近平、李克强接班,已经没有悬念。该关心的是十八大后中共的政治走向。万润南不认为十八大后中共会解决89“六四”以来中国积累的诸多弊端:权贵对国家和民众资产的掠夺;无官不贪,冤案遍地,人民的权益丧失殆尽,贫富悬殊,官民严重对立;对要求改革的知识分子和维权民众残暴镇压,等等。而是将中国的所有弊端合法化,正如近来中国全国人大准备修改《刑事诉讼法》,即增加民间所说的“艾未未条款”一样。

今后,诸如艾未未、高智晟被国安绑架失踪施以酷刑,陈光诚被软禁、探视者被拦截殴打,以至权贵们横行无忌,都将是合法行为。

素描简单而粗线条,不能尽述隐居后的万润南。也许我的素描还不如南宋诗人陆游的一首《病起书怀》,与万润南的近况更贴切:

病骨支离纱帽宽,

孤臣万里客江干。

位卑未敢忘忧国,

事定犹须待阖棺。


————————————————————————————————————————————————————————————————————

一首万先生喜欢的歌:

跟往事干杯

        

#18  Re: ZT 《四通故事》(网站链接)             Go Back

云天 wrote: (5/12/2012 18:8)
瞄了一眼万先生博客,其中的一篇:
岁月如歌:《三百六十五里路》 2006-12-30 23:23:34
现在是一年的岁末,三百六十五天过去了,又一个三百六十五天开始了。回想自己每年走过的三百六十五里路,听黑鸭子唱《三百六十五里路》,有一种分外的感慨。下面邀请大家一起听。


谢谢云天。

这首歌(三百六十五里路)听上去真的有点感慨。每年这个时候,心情就真的非常容易感慨。有时就是因为一首歌,一篇回忆文章,甚至相同的气温和湿度等等都能让人想起那个时候的情景。

上个月在法拉盛方励之追思会上看到苏晓康,他的发言里提到伽利略,让我非常有感触,这几个星期来一直在想邓以及64之于中国民主进程的影响,感到非常愤恨和痛心。在你提供的万润南采访文章里有这么一段话:“2011年8月1日,相隔22年以后,我们有缘在海外再次相聚。她和先生一起到我们村里来作客,当年英姿飒爽的大姐大,已经步入中年。而我,当时刚入中年,现在已经是皓发白须。谈起这段往事,大家不胜唏嘘。”

我那天在追思会上看到陈奎德,胡平,于大海,王军涛,等等,也真是“不胜唏嘘”!他们都年过半百了,他们仍然在为了中国社会民主自由的未来做一点贡献,让人感激。因为住在东部,这几年里,王、刘、方的追思会我都安排时间去了,就是想对这三位先驱表示一下敬意,另外也是对胡平他们的一种支持。他们图什么?还不是为了心中的理念的?理念是不应该轻易被时间冲刷掉的。

几年前在本地一个书市上遇见苏绍智先生,同他05年在普林斯顿主持刘宾雁追思会时相比,又显老了,毕竟他已经80多了。他告诉我们,他的视力减退得已经无法阅读了,但是为了听听乡音,闻闻书香,还是让朋友送他来书市。他说,他们不让回去啊!我们都知道那个“他们”是谁!“他们”把一党私利放在民族利益之上,他们有追求理念吗,有道德良知吗,有做人做事的准则底线吗?他们有那样的权力处置一个耄耋之人直到生命的终结吗!我说“他们”没有。

苏老今年90岁了,希望他健康。也希望万润南和所有在海外关心中国的人,能够看到中国共产党从内部改变、中国走向民主自由社会的那一天。
        

#19  Re: 万润南: 我的1989(1)悲剧序幕             Go Back
我一直都这样认为,从来不认为64失败了,“反思责任”这类说法。那种对学生领袖以外交家或政客的作态来要求,其实是侮辱了学生。所以象柴琳和吴尔开西这样甚至在很多反专制的人心目中都有不佳形象的人,从64至今一直都是我心中不折不扣的英雄。

学生只要能走上街头,带领民众公开地向专制政权表达自由的意愿,就是一种伟大的胜利。国家的统治者,应当为有这样的民族精神的存在而欣慰,尽管他们反对的是自己。

我是不指望中国现在的大学生能这么干了。大学校园这种理想主义的精神孕育之地,早已被共党的高官厚禄,金钱美女糟蹋殆尽。

谢和谈转贴。

云天 wrote: (5/12/2012 18:1)
”如果连学生都不发声了,不呼喊了,那么这个社会就没有希望了“
因为年轻,所以心血来潮,所以指点江山,所以不计后果。 但谁又想到,会有天安门那一幕。

回头看,一场运动的组织者的确需要极大的智慧。


和谈 wrote: (5/11/2012 9:12)
我的1989(5)陈东采访


一个社会,如果连学生都不发声了,不呼喊了,那么这个社会就没有希望了。所以我们能理解学生的爱国热情和社会责任感。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之所以能顶着种种压力,历尽艰辛创办中国的民办科技实业,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保持了学生时代的这种对美好憧憬的不懈追求。和中关村一条街上的大多数企业家一样,我们是在经过相当长时间痛苦的反思之后,才选择了这样一条道路。曾经有人说,现在的青年学生缺乏责任心,没有追求,是垮掉的一代。这次看到学生如此高昂的爱国热情,让人看到了国家的希望、民族的希望。

但是,无论是经济体制的改革还是民主政治的建设,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不能企望一次游行、一次对话,在一个晚上解决所有的问题。只能靠我们大家用一点一滴的积累、扎扎实实的努力、一步一步地实现。首先,要营造一个宽松、宽厚、宽容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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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得其乐
        

#20  Re: 万润南: 我的1989(1)悲剧序幕             Go Back
”学生只要能走上街头,带领民众公开地向专制政权表达自由的意愿,就是一种伟大的胜利“
赞同E教。
那些”国家的统治者“,像江泽民,年轻时也游行过,但一旦当政,就是统治者的姿态和心态了。


中国现在的大学生我不了解,但年轻人的血都是热的。



BBB wrote: (5/13/2012 13:55)

学生只要能走上街头,带领民众公开地向专制政权表达自由的意愿,就是一种伟大的胜利。国家的统治者,应当为有这样的民族精神的存在而欣慰,尽管他们反对的是自己。

我是不指望中国现在的大学生能这么干了。大学校园这种理想主义的精神孕育之地,早已被共党的高官厚禄,金钱美女糟蹋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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