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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 搜集天才男人的天才女人:阿尔玛·马勒 (By 菊 子)
转过来,便于国内朋友读。

搜集天才男人的天才女人:阿尔玛·马勒

·菊 子·

我一向对马勒夫人阿尔玛·马勒(Alma Mahler,1879-1964)感兴趣,自知低级趣味,却不大敢公开提起。最近得了伯恩斯坦指挥的全套马勒交响曲,一边硬着头皮听,一边又借机重新读起阿尔玛来。马勒终究也还是没有听完,阿尔玛倒读得津津有味,不小心就连读了三本。第一本是Max Phillips的小说《艺术家的妻子》(The Artist’s Wife),两本是阿尔玛写的自传,《古斯塔夫·马勒:回忆与信件》(Gustav Mahler:Memories and Letters)和《爱是桥梁》(And the Bridge is Love.)

阿尔玛有趣,首先当然是她生命中的这些人有趣。人们知道她,大多是因为她的著名身份——马勒夫人。其实,她周围的名人绝非马勒一个。这些名人成名是因为他们的艺术品——音乐,建筑,绘画和书籍,而阿尔玛写下了他们生活中不为人所知的细节,包括生活琐事和创作背景,很容易勾起我们对作品背后的人的好奇心。

其次,除了阿尔玛和这些人之间的感情恩怨以外,她的生活,更是以她自己为线索,勾勒出上个世纪时代转换时,维也纳乃至欧洲、美国那些丰富的艺术、文化和文学创作活动。马勒研究一向繁荣,除了马勒的音乐本身之外,与她的写作也不无干系。要研究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德国、奥地利、乃至整个欧洲的艺术、学术史,她这个人,她的沙龙,和她的回忆录,都是很好的参照。

此外,阿尔玛的生活故事,还牵出了一个世纪前世界历史的宏观大背景:奥匈帝国的逐步衰落、欧洲旧式贵族沙龙的逐步式微、艺术和艺术家逐步转向北美新大陆;更具体的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她的画家情人和建筑家丈夫都上了前线)、希特勒上台、迫害犹太人、她和第三任丈夫弗朗茨·魏夫尔(Franz Werfel)传奇般的逃亡,都给她的“家长里短”增添了历史的厚重。

(一)小说《艺术家的妻子》,电影《风的新娘》

《艺术家的妻子》的作者是一个男人,小说却是以阿尔玛·马勒的第一人称来写的;看过阿尔玛的回忆录以后,发现小说里陈述的基本事实是真实的,比如说她都和谁恋爱过,嫁过谁,生过几个孩子等等。里边的人名,就算我这个德奥背景很弱的人,也能认出来不少。

阿尔玛果真是一个“搜集天才的人”,并且在这些天才的创造中承担着双重角色:一是缪斯——音乐家、画家、作家都用自己那门手艺来取悦她;一是老妈角色:她并不是纠缠着要男人陪伴的小女子,而是成天督促着这些男人去干活。

最让我真心难过的,是她的孩子们。马勒的女儿玛丽亚四岁半时染病夭折,魏夫尔的儿子马丁早产、夭折,建筑家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的女儿,最美丽活泼、纯“雅利安”血统的曼侬,十七岁的时候得了小儿麻痹症,下身瘫痪,然后死去。唯一健全长大的是马勒的女儿安娜。小说结尾的时候,六十岁的安娜,在纽约照顾八十多岁的阿尔玛。

这样的经历,对任何女人都会是苦痛,只不过阿尔玛这样的女子,母性并不很强,生活中又还有许多别的内容,所以她并不显得特别痛不欲生、惨烈绝望。她不去参加那些葬礼,然后又觉得内疚,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好母亲。书中的感觉,她照顾男人们比照顾自己的孩子要更上心,因为孩子不过是孩子而已,要吃要喝要生病,而这些天才男人们却有趣得多,他们都已经证明了自己有本事,把他们照顾好了,他们又可以象奶牛那样产奶。

小说里谈音乐、谈绘画、谈建筑、谈写作都很一般,显然作者在这些方面的修养不足。但写得还算引人入胜,并且还勾起了我足够的好奇心,令我继续阅读。其中提及的人物和事件,如果没有阿尔玛本人的佐证,我便权当它是小说家言,忽略不计。

小说读完时,自忖要顺藤摸四只瓜:一,将马勒的全套交响曲都慢慢听完;二,继续阅读,最可能是读魏夫尔的历史小说。三,读阿尔玛的自传。四,看传记电影《风的新娘》(Bride of the Wind)。结果,依照我避重就轻的老习惯,到今天为止,只看了电影,读了阿尔玛的两本自传。

日记和自传,大抵流于主观偏颇,而且,已经有许多音乐史家们发现阿尔玛的回忆并不准确。我的目的却并非历史考据,而恰恰是她“主观”的地方:她的感受,她的视角,她的价值观。

电影《风的新娘》拍得一般,故事似乎都有,但一部拍天才的电影,却缺乏天才;阿尔玛演得还算过得去,马勒却和阿尔玛笔下描绘的相去太远。

(二)初吻和婚前探险:古斯塔夫·克林姆特

我去维也纳的时候,美术馆里在准备古斯塔夫·克林姆特(Gustav Klimt)画展,第二天才正式对公众开放。我央求他们让我看看,他们居然同意了。从那以后,就莫名其妙地自觉与克林姆特有特别的缘分。

克林姆特的画很感性,人物画很多都是爱中男女的姿势和情景,极性感,极肉感。画的主色调都是金黄灿烂的,装饰性很强。与他之前的写实主义画派不同,克林姆特的画都有些平面,很有人情味,比很多过分恐怖夸张、过分抽象的现代艺术更对我的口味,加之他的风格很独特,看了就过目不忘。

克林姆特是先锋画派“维也纳分离派”(The Vienna Sezession)的创始人。1902年,他和雕塑家克林格尔一起承担贝多芬音乐厅的装饰工作,主雕像《贝多芬》由克林格尔完成,雕像背后的墙壁上,由克林姆特创作了装饰性饰带《音乐》,十分成功。2006年,他的一幅肖像画以一亿三千五百万美元的价格出售,是当时世界上价格最高的艺术作品。

根据小说和阿尔玛的回忆录,阿尔玛把自己的初吻给了克林姆特,不过他们后来并没有成为爱人。阿尔玛的继父也是一个画家,成就平平,却是克林姆特的朋友,也是“维也纳分离派”的成员。阿尔玛全家在威尼斯度假,克林姆特也跟过来鞍前马后地伺候。但由于继父阻挠,也因为年轻的阿尔玛心性未定,故事便无疾而终;当然也不能排除阿尔玛因为虚荣,在克林姆特的《吻》成名之后讲述自己的初吻,希望我们将她想象成那里的主角。

古斯塔夫·克林姆特:《音乐》Musique

阿尔玛常常令人联想起尼采的恋人莎乐美。年轻反叛的阿尔玛也曾经接触过尼采的哲学,教唆犯是麦克斯·伯克哈德Max Burckhard(1854-1912)。1890-1898年间,伯克哈德曾担任维也纳城堡剧院(the Viennese Burgtheater)的经理。他是个离经叛道的异教徒,仇恨基督教,曾经向阿尔玛当面兜售过尼采的哲学和达尔文的进化论。伯克哈德也是一个情场老手,不过他们却不是恋人,相互间顶多有过一些无伤大雅的打情骂俏。

阿尔玛和亚历山大·冯·泽姆林斯基(Alexander von Zemlinsky)的关系,则有点象是她最终嫁马勒的演习。和马勒一样,泽姆林斯基也是犹太人,且矮小而神经质。他曾经是阿尔玛的钢琴教师,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作曲家。

(三)阿尔玛谈马勒

马勒对阿尔玛一见钟情。而年轻貌美的阿尔玛嫁给已过盛年的马勒,首先是因为马勒的才华,以及他才华带来的声名。马勒问过她,如果有人比他更强,她是否会移情别恋,她说,是。女子,尤其是年轻貌美的女子,对艺术家才华的欣赏与崇敬,里面虽然有女子的虚荣甚至势利,然而,这样的欣赏和崇敬,本身就有审美价值,而且还能够刺激艺术家的创造活动,比单纯地追逐财富、金钱、地位,毕竟要高出一筹。

马勒是一个天才,在自己的音乐里得到了永生。而阿尔玛则希望通过写作他们共同的生活,留下蛛丝马迹,借助马勒而获得某种形式的永生。这样的写作动机,虽然够不上道德家们要求的“高尚”、“无私”、“默默奉献”,却也无可厚非。况且,阿尔玛在序言里说的一段话,把她的写作动机又升华了一层。她说,由于反犹,当时纳粹已经把维也纳歌剧院中罗丹给马勒雕塑的半身像拆除,维也纳的马勒大街也改了名,马勒的音乐不再有人演奏。这是1939年。马勒正在被人遗忘。所以,她感觉到,有必要写马勒。

阿尔玛丰腴漂亮,人称维也纳最美丽的姑娘。她本人在两本书中,却绝少津津乐道自己的外貌;写初见马勒时,她只是轻描淡写地提了一句:“我那张脸,在我年轻的时候,大约还算是好看的吧。”然后她就不厌其烦地详细描写她在餐桌和别人的谈话。坐在桌子另一头的马勒插不上话,又好奇又嫉妒:“能不能跟大伙儿说说,你们在笑什么呢?”后来他总算有机会和阿尔玛单独谈话,阿尔玛大胆直率地告诉他,她不喜欢他的音乐。

其时,马勒在音乐界早已如日中天,大家对他都是崇拜仰视,马勒和人说话,也总象是居高临下地作大会发言,傲慢自得的同时,未免又有一种高处不胜寒的孤独;他在情场上也声名狼籍,维也纳人都认为,他指挥的每部歌剧的女主角,都是他的情妇。阿尔玛似乎急于强调,马勒之所以注意她,并不是因为她的外貌,而是头脑、素养和敢于冲撞大人物的胆识。

阿尔玛娘家姓辛德勒,和斯皮尔伯格拍的《辛德勒名单》(The Shindler’s List)中的主人公同姓。阿尔玛说,其实马勒对犹太教并不感兴趣,被任命成维也纳歌剧院的音乐总监时,依照瓦格纳的遗嘱,马勒必须皈依天主教,于是他便受了洗。我们常常读到人们引用马勒“无家可归”的自叹,这样的话听起来似乎触目惊心,其实那是犹太人惯常使用的说法,我觉得,大约轻松的自嘲多于沉重的愤慨。马勒早在1910年去世,至少在他的有生之年,他并没有因为自己的犹太人身份而遭受挫折。

音乐上,他最崇拜的是瓦格纳,最喜爱的是莫扎特,瓦格纳的《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Tristan und Isolde)和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Die Hochzeit des Figaro)是他的保留节目。

阿尔玛把理查·施特劳斯(Richard Strauss)写成了一个小丑:施特劳斯总是匆匆忙忙、高高兴兴,爱出风头,爱挣钱,在他眼里,钱比音乐更重要。不过,她倒是说出了马勒和施特劳斯的主要区别:马勒重,主要是在表现个人,而施特劳斯轻,乐于取悦听众。读到这样的章节,读者就很明显地感觉出她的个人偏好。

一般人总爱说起她“马勒强迫她放弃自己的音乐生涯”,那多少有些后人的添油加醋加煽情;阿尔玛心里清楚得很,自己的天份和马勒无法匹敌。从决定嫁马勒时起,她就认定了自己是他的附庸,因此也才会接受他的要求、放弃自己的音乐创作,只要能够帮马勒誊写乐谱、听他演奏,便已经心满意足。对于马勒某些独特的生活、工作和创作习惯,她也表现出极大的体谅和忍耐。

现实一点地说,即便阿尔玛不嫁马勒,不生儿育女,不当马勒的缪斯兼妻子兼管家,她的成就也几乎肯定是不可能到达马勒的高度的。现代人尤其是女性,抓住阿尔玛的“牺牲”大作文章,大多是觉得因为男权观念和风俗的束缚,古往今来,许多或许有些天赋的女性,根本就没有试一试的机会。具体到阿尔玛,她对自己的音乐也确实有些不能忘怀。旅行途中,她拖着一只箱子,里头装着自己从前写的一百首歌。——这就有了些“纵然是举案齐眉,到底意难平”的酸楚。

在她心目中,马勒,甚至马勒的音乐,份量都要超过她的孩子们。字里行间,她都觉得生儿育女是一种负担,耽误她追随在马勒前后,听马勒排练、去外地指挥等等。一次谈话时,她说了一句:“我知道你不会忘记你的孩子。”马勒误以为她说的是他们的女儿,其实她说的是马勒的音乐作品。

马勒写作《第五交响曲》的时候,他们的第二个女儿刚刚出世。阿尔玛心中一直困惑,为什么马勒在幼女绕膝的时候,能够写出一部以葬礼开场、充满阴森死亡气息的作品。她认为这一定是个凶兆。

阿尔玛的不祥预感居然得到了证实,他们的女儿玛丽亚因染上猩红热而夭亡。阿尔玛说,马勒很喜欢这个孩子,每天早上她会走进马勒的工作室,父女俩玩耍一阵之后,女儿会浑身沾着果酱出来,她还得想办法安慰那个皱眉头的英国保姆。紧接着,她说,这个孩子注定要短命,好在她在世的短短几年中,她为马勒带来了许多快乐。

——于是小女孩的生命也就有了意义。

她自己把马勒当作生命的中心,同时,她也把孩子绑在了自己身上,让马勒也成为了孩子生命的中心。而这个马勒,也不仅仅是马勒这个人,而是他的天才,他的音乐。

这本书的结尾,写到了马勒最后年事渐长、体弱多病的岁月,在感情上越来越依靠阿尔玛,有些细节十分感人。马勒染病从美国回来时,他乘坐的火车每停一站,都有新闻记者在采访并发布新闻,就象皇宫向臣民报道皇帝的身体状况那样庄严隆重;她说,马勒还会询问,究竟都有哪家新闻社来了。不知道这种虚荣,是阿尔玛的虚荣,还是马勒的虚荣。

马勒还一直抱着康复的希望,天真得令人辛酸。他得的是链球菌的咽炎(Strep),一针抗生素就可以治好的,可惜人们迟至1928年才发现青霉素(盘尼西林)。在美国时,如果医生们早些手术,也许马勒还能有救,但因为他是马勒,医生们都不敢轻举妄动,怕万一手术失败,担当不起历史的骂名。

作为夫妻,尽管她以马勒为重,承认自己和丈夫不是平等关系,不过,她也提及过他们之间不可避免的性格冲突:因为年龄和资历的差异,她嫉妒马勒的过去,而马勒嫉妒她的未来。初时她并不懂,只有在马勒去世以后、她也到了马勒当初的年龄时,才真正懂得了他。字里行间,溢满了岁月的沧桑。

(四)疯狂的画家情人:奥斯卡·柯克西卡

阿尔玛的第二本书《爱是桥梁》,初读时,感觉远不如头一本书有趣。阿尔玛一开头就描写自己“精神偷情”:她当时已经再嫁,却突然一下子读到了魏夫尔的诗,马上就爱上这个诗人了。书接下去就是历数她和众多男人的情场战绩,琐碎、炫耀、轻狂。

马勒死后,阿尔玛一度十分空虚。马勒夫人的身份,和她的眼界、兴趣和闲暇,却使她得以广泛搜罗德国和奥地利的艺术家、音乐家和作家们,她的沙龙门庭若市,真正的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就在这时她遇上了表现主义画家奥斯卡·柯克西卡(Oskar Kokoschka)。阿尔玛很贴切地总结过他们的关系:“我从来没有经受过这么紧张的束缚,这么惨痛的地狱,这么极乐的天堂。”

阿尔玛和柯克西卡之间有一种虐待被虐待,或者是互虐的关系。他们于1911年相识,当时阿尔玛新寡。书中附上了柯克西卡的几幅画,一张是阿尔玛的肖像,另外有些双人肖像,爱中的一双男女,显然是以他们自己为模特的,还有六张折扇,都是柯克西卡送给阿尔玛的。因为折扇这种艺术形式十分中国,上面的男欢女爱的场面,很有些中国春宫画的味道。

画如其人。柯克西卡的画张扬,狂放,骚动,令人无暇旁骛。他本人也长期处于亢奋状态,占有欲极强,夜间访问阿尔玛家之后,还要在她窗下晃悠叫喊到凌晨一二点,确认她家里没有别人留宿了,才肯离开。一次两个人拌嘴之后,阿尔玛发现他把自己的画室涂成了黑色。和阿尔玛关系疏远以后,他还让人作了假阿尔玛,和真人一般大小,他甚至还带着这个玩偶上歌剧院。

一战爆发后,柯克西卡上了前线;小说里写是阿尔玛逼他去的,这个倒可以存疑。阿尔玛本能地知道,柯克西卡不适合婚嫁。她在书中多次提及“虐待”(abuse)。摆脱柯克西卡之后,她如释重负:从此以后不用再忍受他的虐待了。具体细节,连阿尔玛本人也羞于提及。大约柯克西卡的天才不及马勒,而怪癖却大于马勒;马勒顶多只能说是自我中心——阿尔玛多次说,马勒忽略她的感情和其它需求,完全是因为浑然不知——而柯克西卡却更富有侵略性,也或许是行为上的暴力,也或许是感情上的霸道和占有,总之是超出了阿尔玛的忍耐程度。

阿尔玛年老以后,感情脆弱时,偶尔也会和柯克西卡互相写一封安慰信。书中摘引的几封往来书信,温情,彬彬有礼,有一种暴风雨之后的平静。

阿尔玛只介绍了柯克西卡的以她为主人公的作品,其实,柯克西卡的艺术成就远不止于此。他是当时维也纳三大艺术家之一,二战期间逃到了英国,战争结束后和古斯塔夫·克林姆特等有过共同画展。虽然我是因阿尔玛而知道他,他却不是仅仅因为阿尔玛才存在,他的艺术造诣本身,也足以给他在历史上留下一点位置。

(五)建筑家丈夫:格罗皮乌斯

阿尔玛的第二任丈夫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竟是我在麻州波士顿的近邻,开车经过梭罗的瓦尔登湖后,往左第一个拐弯就是贝克桥路,格罗皮乌斯1938年从德国移居美国后,就在那里盖了这座房子。他曾经在哈佛的设计学院任教授,波士顿的肯尼迪联邦政府大楼、纽约的Pan Am大楼(现Metlife大楼),也都是他设计的。

格罗皮乌斯的设计风格前卫,线条简洁明快,对美国建筑也很有影响(the New International Style)。秋意正浓时,访问了近在咫尺的格氏故居。我最喜欢的,是房前那瘦削高挑的门廊和轻盈旋转的楼梯。不过,这种四方的玻璃、金属,对我的吸引力,还是不及传统的石头和廊柱。

阿尔玛和马勒的女儿夭亡以后,阿尔玛去一个疗养院休养,在那里结识了格罗皮乌斯。格罗皮乌斯年轻英俊,对她顶礼膜拜、细心呵护,正好弥补了她和马勒婚姻关系中的缺憾。阿尔玛写了这一段艳遇,却没有直接提及他的名字,大约是出于对自己两位丈夫的尊重。他们相遇时,格罗皮乌斯尚未成名。私情暴露,是因为格罗皮乌斯在写给阿尔玛的情书信封上,将“马勒夫人”误写成了“马勒先生”。马勒让阿尔玛选择是去是留,她选择留下来。

阿尔玛写道,自从马勒发现了格罗皮乌斯的存在之后,突然意识到了这些年对妻子的忽略,从那以后变得十分关怀体贴,包括在音乐会中演奏阿尔玛的歌。同时因为自己身体渐弱,对阿尔玛也有一种孩童式、揪着裙裾的依恋。

说到格罗皮乌斯,阿尔玛居然说,她就是想看看两个漂亮的人在一起,能够造出什么样的漂亮小人来。马勒发现他们的秘密、两人分手以后,多年来并没有任何联系,马勒去世后,她也没想起他来。后来听说格罗皮乌斯声名渐起,她的“天才”触角马上伸了出来,于是赶到柏林,“恶攻”了两个星期,直到旧情复燃,格罗皮乌斯重新爱上他。等格罗皮乌斯一上前线,漂亮孩子一生,她就顾左右而言它了。

(六)最后的“归宿”:弗朗茨·魏夫尔

阿尔玛和弗朗茨·魏夫尔(1890-1945)的关系倒是多少有些“正常”,有点象民间的患难夫妻。当然了,他们的开头也还是不正常的:头一次读到魏夫尔的诗、并且因诗生爱的时候,她还是瓦尔特·格罗皮乌斯的妻子。

魏夫尔是布达佩斯的犹太人,父亲是经营手套的商人。二人相识时,魏仅仅小有名气而已。人也其貌不扬,矮,胖,微秃。但他性情开朗,善于交谈,声音很好,会唱歌,于是他们就一起弹奏和演唱他们自己合作的歌曲。两人一拍即合,开始了热烈的恋情。阿尔玛怀孕之后,甚至自己都不知道腹中的孩子究竟是谁的。

后面的故事则过于血腥、恐怖。阿尔玛怀孕七个月的时候,魏夫尔来了。客人很多,时至凌晨,闲人才终于散尽,魏夫尔忍耐良久,才得以与阿尔玛翻云覆雨。天明之前,阿尔玛却开始大出血。不久孩子提前出生,先天不足,苟延残喘。魏夫尔相信这个黑头发的婴儿是他的儿子,阿尔玛也愿意这样相信;不过她对这个羸弱的儿子却似乎一直漠不关心,大约是知道孩子活不长,一种本能的自我防御。

孩子奄奄一息期间,丈夫格罗皮乌斯听见阿尔玛在电话里称呼魏夫尔的名字弗朗茨,于是明白了婴儿不是自己的。不过他好象反应很平静,也很绅士,后来基本上友好地离婚了。阿尔玛和魏夫尔1920年相识,1929年正式结婚,直到1945年魏在美国去世。

跟随魏夫尔以后,阿尔玛似乎就修身养性,还原成了俗家妇人。他比她小十一岁,曾经醉心于激进的左派政治、酗酒、抽烟、追逐女人,放浪形骸。阿尔玛管束着他,调教着他,给他提供安静的环境和有节制的生活,帮助他发挥自己天生的才能。

乱世,又给阿尔玛最后一次婚姻增添了传奇色彩和历史的沉重。1933年,魏夫尔写了一本小说《摩西山抵抗四十天》(The Forty Days of Musa Dagh),记录了一战期间,土耳其人屠杀亚美尼亚人时,亚美尼亚人在摩斯山的抵抗运动。历史竟有惊人的巧合,魏夫尔写这本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时,希特勒纳粹党刚刚上台,即将施行更大规模的种族大屠杀;阿尔玛的姐姐患精神病进了疯人院,结果被纳粹杀害,她的大脑也被人取了出来,标上号码,放在瓶子里保存下来。

《摩西山抵抗四十天》不仅成了亚美尼亚人的经典,也成了纳粹时期犹太人暴乱时的榜样和参考。由于魏夫尔是犹太人,阿尔玛随着他在欧洲四处逃难,从一个城市逃奔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领事馆赶到另一个领事馆,毒日头下整日整日地排队,每时每刻提心吊胆,生死未卜。任何时刻,他们都可能被扣留下来,目的地极有可能是某个纳粹集中营——他们的经历,足够成为好莱坞的电影题材。阿尔玛叙述逃难经过时,难得地冷静、细致,抱怨也还算适度。

希特勒上台后,罗斯福夫人组织了对德奥知识分子的营救,在这个组织的帮助下,阿尔玛和魏夫尔终于辗转来到美国。逃亡在法国时,他们曾经访问了鲁德市(Lourdes),那里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对他们十分友好。魏夫尔暗中发誓,如果他能够生还下来,他一定会把他在那里得到的精神感召写下来。果然,他们逃到美国以后,他于1941年发表了《伯娜德特之歌》(The Song of Bernadette),一个犹太出身的作家,写的关于一个天主教圣女的故事,一伺出版,即获极大成功。

《摩西山抵抗四十天》也十分畅销,据说这本书还是肯尼迪最喜爱的书。好莱坞本来要将它拍成电影,结果因为土耳其政府抗议,美国政府下令停拍。1982年电影终于拍成,不过时过境迁,反响不大。不过,魏夫尔的书畅销,一是使阿尔玛经济上有了保障,二也是对阿尔玛间接的肯定:没有阿尔玛的辅助,年轻放纵的魏夫尔,极有可能在各种短暂肤浅的享乐中,愉快地度过一生,留不下任何痕迹。

阿尔玛的世界,是天才男人们云集的世界。阿尔玛象是马勒的奖品妻子——马勒在娶她之前已经成名;她是柯克西卡的缪斯——刺激了他的创作灵感;她是格罗皮乌斯的皮肉伴侣——爱上他主要是由于肉体吸引,也是对和马勒过于精神的婚姻关系的一种补偿;到了魏夫尔时,她却更象是一位严格的贤妻良母。

这些男人们来了,这些男人们又都先她而去。晚年的阿尔玛,成了一个胖胖的老太太,住在纽约的公寓里,公寓一边是书房,一边是音乐室,音乐室里有她一个丈夫的交响乐,书室里有她另一个丈夫的书,还有她的情人的画作。画上当然是她本人。

一个女人,有这样丰富的一生,哪怕如月亮一般,折射的都是别人的光芒,也算是没有白来世上走一遭。一个搜集天才男人的女人,本身又何尝不是一个天才。

Max Phillips: The Artist’s Wife, New York :H.Holt,2001。

Alma Mahler Werfel: Gustav Mahler:Memories and Letters London: W.Clowes and Son;1946

Alma Mahler Werfel, And the Bridge Is Love: Memories of a Lifetime(London:Hutchinson,1959)

Mahler:The Complete Symphonies & Orchestral Songs: Conducted by Leonard Bernstein

□ 寄自美国

刊登在 2007 华夏文摘 cm071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