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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 】 一个犹太音乐家和一个巴勒斯坦学者的“《西东合集》”
巴伦波依姆似乎喜欢以音乐中的元素来比拟和象征现实生活。在最近的一场音乐会中,他将犹太人马勒的作品与瓦格纳的作品放在同一个半场先后上演。对于他所关注的阿以和平进程,他认为其步伐(tempo)与内容(content)并不相称。他以音乐作品中达到高潮的两种不同方式对此进行比拟:加速和渐强。他说,如果两者比例适中,就可以在高潮处达到爆炸性的效果。而在91年开始的阿以和平进程中,这两个元素就不默契。

丹尼尔·巴伦波依姆是一个生在阿根廷,在以色列长大的犹太人。他是当今世界乐坛的大指挥家和钢琴家,刚刚辞去已任职15年的芝加哥交响乐团音乐指导的职位。在六月初告别芝加哥的音乐会上,他选择演奏了四部与“死亡”这个主题相关的作品:莫扎特《共济会葬礼音乐》,马勒《亡儿之歌》,瓦格纳乐剧《众神的黄昏》中森菲尔德的“葬礼进行曲”,和贝多芬《英雄交响曲》(其中第二乐章是著名的葬礼进行曲)。我想,这不只是表达他的一种告别心情。也许更多地表达了他对自己所长期关注的阿以冲突的一种心境,甚至还有对与他一起从事促进阿以相互了解事业的挚友爱德华·塞德(Edward Wadie Said,1935-2003)的怀念?

塞德是生在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美国著名学者。2003年去世前,他曾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英文和比较文学教授,美国的两院(科学院,艺术和文学院)院士。1993年,巴伦波依姆和塞德在伦敦一家旅馆偶然相识。据巴伦波依姆所说,他们在伦敦一见如故,几天中“难以分离”。塞德就此成为他最亲近的朋友,并共同开始了他们以音乐促进政见冲突的不同民族之间,特别是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相互了解的事业。塞德还是个业余钢琴家,在欧洲音乐史方面的学识渊博,经常为报刊撰写音乐评论。两人有关于音乐的谈话录出版:《相似与相对:在音乐与社会中探寻》(Parallels and Paradoxes: Explorations in Music and Society )。

1999年,他们在当年度的“欧洲文化首都”、德国的魏玛城开创了一个音乐进修班,由来自以色列和阿拉伯各国,以及德国的青年音乐家组成,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西东合集”管弦乐团(West-Eastern Divan Orchestra)。乐团成员由以色列和阿拉伯各国的青年演奏家组成。乐团的这个名字,则是源于歌德献给波斯诗人海菲兹(Hafez)的同名诗集。巴伦波依姆还请来了著名华裔大提琴家马友友为进修班讲课。青年音乐家们来自三个目前和曾经敌对的民族,而三位导师也有完全不同的种族背景。但目标则是共同的:演奏同样的音乐作品,在同样的音符中表达自己,同时倾听别人,以增进相互了解。这个进修班后来每年举行。

以色列人能与巴勒斯坦人同台演出,而且已经于05年8月在巴勒斯坦的拉马拉(Ramallah)演出,这件事情难以为很多巴勒斯坦人接受。在他们看来,这是在形式上对以色列占领的承认。更有巴勒斯坦知识分子,将在巴勒斯坦演奏欧洲音乐看成是一种“文化入侵”。

可以想见,没有塞德这样学者,这样的事情是难以成就的。

塞德是公开支持巴勒斯坦的活动家,与阿拉法特都曾有过恩怨。他承认犹太人在中东安家的现实,同情他们曾经遭受过的种族灭绝的苦难,支持阿以共存。他的书曾因为得罪阿拉法特而在巴勒斯坦遭禁。在德国魏玛的青年音乐家进修班上,他以巴勒斯坦学者的身份,为学员讲歌德,轻易就让来自阿拉伯的学生们懂得,参观魏玛附近的Buchenwald犹太人集中营,了解犹太人曾受过的苦难,并非与己无关。听了他的讲解之后的第二天,全部学员除两人之外都自愿参与了这一活动。在许多与以色列人不共戴天的阿拉伯人看来,塞德这样的人,可能就是个“阿奸”。

巴伦波依姆作为一个有以色列国籍的犹太人,一个位居柏林德国歌剧院音乐指导的指挥家,则处于双重的冲突困境之中:身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面对犹太人对瓦格纳音乐的反感和抵制。

在巴以冲突方面,他公开表示一个民族的生存不能以另一个民族的苦难为代价,激烈批评以色列占领约旦河西岸,并因此而开罪很多以色列政客。为了显示与巴勒斯坦人的团结,他曾在巴勒斯坦领地上开演奏会。他的很多思想和所为,在一些犹太人看来,从轻可以是一种“自责”,从重则可以看成是“背叛”。在那些犹太人的心目中,他大概多少被看成是个“犹奸”。

作为音乐家,可以说巴伦波依姆是目前在世的为数不多,对德奥音乐,特别是瓦格纳歌剧造诣很深的的指挥家之一。二战后,由于犹太人将瓦格纳与希特勒相联系,瓦格纳音乐在以色列是禁忌。2001年7月,在耶路撒冷举行的以色列音乐节上,巴伦波依姆原定指挥瓦格纳的乐剧《女武神》第一幕。由于大屠杀幸存者家属的抗议和以色列政府的反对,节目被迫换成其他人的作品。音乐会结束返场时,他提出为听众演奏一段瓦格纳音乐,并用西伯莱语为听众解释半小时,最后请不愿接受的听众先离开。结果只有几人离去。这样,他成功地为以色列听众演奏了瓦格纳的乐剧《特里斯坦和依索尔德》中的选段。但音乐会之后,他仍然被一些以色列人看成是法西斯主义者,受到抗议。

看看今天的中东,在形形色色名义下,以平民百姓生灵涂炭为代价的残杀,更感到塞德和巴伦波依姆这些“奸们”的可敬可贵。
   
  菊子     08/10/2006 15:43
降E写得好,怎么就藏在这里呢?炮火纷飞的时候,就需要有人提醒,除了屠杀和纷争,还有超出这些东西之外的永恒的东西。

这是CND的文友张宽十年前写的关于萨伊徳的介绍。他的文章当时在国内发表,还引起了一番热闹,有人要求将Said的名字译作赛义德,因为萨伊德太“洋气”。

弄了半天LINK没弄好。佛罗里达现在温度多少度啊?又赶上飞机检查严格起来,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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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探索】
          萨伊德的“东方主义”与西方的汉学研究

                ·张宽·

  什么叫后殖民思潮?如果我们从历史上看,欧洲工业革命以后,社会进入现代化。欧洲高速工业化、现代化的时期,也正是欧洲向外扩张的时期。我们把这段时期称为殖民时期。这个时期的欧洲,除了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以外,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知识也迅速发展。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当年被殖民的国家纷纷获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于是,殖民时代结束,后殖民时代开始。显而易见,西方工业革命以后,以科学技术为支撑形成的物质上的压倒优势,使得殖民活动得以实行。那么,西方近现代人文科学是否渗入了殖民主义因素?西方的现代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与西方的向外扩张殖民有着怎样的一种相互呼应关系?今天欧美的知识分子应该怎样来检讨自身的学术传承?第三世界的知识界,应该怎样面对被殖民或者被半殖民的事实?怎样从西方支配性的殖民话语中走出来?这些都是后殖民所关心的问题。

  后殖民批评思潮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语系和比较文学系的爱德华·萨伊德教授。萨伊德出生于巴勒斯坦,在巴勒斯坦、埃及和美国完成了他的教育。萨伊德在大学本科和博士研究生期间的专业都是英语文学。在他当了终身教授以后,与1978年写出了一本叫《东方主义》的书,这本书成为后殖民批评的经典性著作。萨伊德精通法语,当代法国思想家福柯、德里达关于知识与权势、真实与话语、表达与扭曲等范畴的论述成了《东方主义》一书方法论的基础。福柯认为,话语无法传递本质,表现总伴随着扭曲,叙述中不可能显露真理。主体需要客体,是为了验证自身,而不是去理解对方。任何知识都参杂了想象成分。知识带来权力,而更大的权力反过来有要求更多的知识。知识是主体借以征服客体的工具,知识就是霸权。萨伊德把福柯以上较为抽象的论说具体化了。在《东方主义》一书的论析中,西方是主体,东方是客体。西方关于东方的学问,是西方这个主体企图征服东方这个客体的产物。西方对东方的描述,不管是在学术著作中还是在文艺作品里,都严重扭曲了其描述的对象。东方世界经常被野蛮化了,被丑化了,被弱化了,被女性化了,被异国情调化了。欧美人眼中的“非我族类”,一概欠缺理性,道德沦丧,幼稚不堪,荒诞无稽。相反,欧美人则是洋溢着理性光辉,道德完美,成熟可靠的正常人。这种程式化了的东方形象,是西方自己创造出来的。种种的扭曲,早已使东方的形象偏离了真实。西方只是适应了进行殖民扩张的需要,才制造出了西方全面优于东方的神话,为西方侮辱、侵害、征服东方提供了理论根据,让西方施之与东方的罪行披上了一件合理化、正义化的外衣。萨伊德把西方人对东方人那种居高临下的心态、把西方对东方在学术和文艺著作中的刻意扭曲、把西方在东方的殖民活动三者联系在一起,称之为“东方主义”。萨伊德认为殖民主义的因素不仅渗透到西方有关东方的学问中,也渗透到西方的人类学、历史学等其他学科中,因为东方学只是西方大知识系统中的一个小系统,只是人类学、历史学分出来的一个小小的分支。萨伊德以近四百页的篇幅,对上述西方的“东方主义”作了一番总清算。他的批评面很宽,文学领域从古希腊到当代英美,学术领域则主要是检查法国和英美近两百年来的“东方学”。他举出的一些例证的确可以引人思考。比如旦丁的《神曲》中,默罕默德被放到了一共有九层地狱的第八层;又如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东方专制主义关系的论述,萨伊德也认为是受到了近代以来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的影响。《东方主义》有一个较大的缺陷,即萨伊德所说的东方,广义上包括了欧洲以外的所有非基督教地区,狭义上却特指欧美人心目中的中东和近东,西方对“远东”地区的塑造和认知他几乎没有涉及。这样,便留下了进一步讨论的空间。我所作的,就是接着萨伊德往下讲。

  在西方的整个东方学中,“汉学”研究的情况比较特殊,不能一揽子套入萨伊德所批评的“东方主义”的模式,因为汉学研究又涉及到中国形象问题。欧美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在早期的多数情况下是正面的,而且往往是被过分理想化了。《马可·波罗游记》里有许多对中国物质文明夸张的渲染。早期的耶稣会传教士到中国后写回去的报告,也是正面的描述居多,当然这是出于传教的需要。传教士宁肯相信,中国人正是圣经中记载的巴比伦塔建成以后迁徙到远方的民族中的一支,是上帝走失的子民。传教士的使命,只是在精神上把他们引回来。中文这种复杂的方块字是魔鬼造出来的,目的是阻止福音的传播。中国的文明之所以能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是因为中国人在远古的时候曾经侍奉过上帝。中国人具备了被重新基督教化的各种条件。所以,在中国传教的事业应该受到梵蒂冈的有力支持。

  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则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中国的。他们认为中国之所以发展出较高级的文明,是因为中国人坚持了宋明理学中表现出来的理性精神。中国人在没有基督教的情况下,组织起来一个和谐的社会,可以反证欧洲过于强大的基督教会势力对社会的阻碍作用。

  但是,伴随着晚清国势积弱,随着中国逐步沦落为西方列强掠夺的对象,中国在欧洲的形象就朝着负面变化。到了上个世纪的中晚期,原来对中国的好感完全被一种反感所取代。

  以上说的还只是中国的形象,还不是汉学。西方汉学作为一门学科在大学里的建立,是为了认识和了解中国,有其明显的功利目的。非常不幸,西方汉学兴起的年代,正好与西方向东方殖民的时期重叠在一起。汉堡大学设立的第一个汉学教授教席就放在“殖民学院”内。19世纪中后期的汉学家,顺应了欧洲向远东扩展的兴趣,中国被以描绘成一个沉睡的怪物:中国文化是封闭型的文化,无自我革新能力;中国人全是一个面孔,毫无个性可言;中国人唯利是图,不诚实,而且诡计多端。哪怕根本不是专家,也敢就中国问题作出信口开河式的论断。

  在黑格尔的历史构架里,中国处于世界历史的局外,它只是在讨论世界历史的开端时才有意义。中国是“神权专制政体”,在中国只有至高无上的皇帝享有自由,其他人不可能有自由意识,所以历史永久停滞,不可能发展。

  二战以后,东西方冷战,意识形态尖锐对立,中国的形象在西方变得既陌生又恐怖。受朝鲜战争刺激,义和团时期曾经风行欧洲的“黄祸”说又开始流传,而且据说这一次的“黄祸”,是从一个“红色魔鬼”手中释放出来的。

  二战以后,西方的中国研究中心转移到美国。为了了解和对付自己的敌人,美国政府斥巨资在各大学组建中国研究学科,各大基金会对中国项目也挥金如土。美国新一代的汉学家,许多人与军方、外交界、情报界有过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少人就是在军方举办的训练课程中第一次接触到汉语。二战以后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中国研究曾经长期蒙上了浓厚的冷战阴影,政治冲击学术的情况常常出现。比如费正清教授,我们大多数读者对他的印象可能是他曾经同情过中国的革命,麦卡锡时代受过整肃。许多人或许不清楚,他早在1946年便正式受雇于美国中央情报局。1949年以后他对台湾问题大感兴趣,写下过不少策论性质的文章,论证“台湾文化”与“中国文化”之区别,为美国在冷战的国际战略势态中所需要的一中一台政策作理论上的准备工作。由费正清主持的“剑桥中国史”,在讨论中国近现代历史时,坚持“冲击--反应”模式,认为没有外来冲击,中国历史不能发展。这实际上是一种变了形的西方中心历史观,与萨伊德所批评的“东方主义”模式没有什么两样。又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华裔学者夏志清教授曾经写过一本《中国现代小说史》。这本小说史的观点在80年代的中国常常被引证,很流行。夏志清在那本小说史成书的前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曾供职于美国蒙特利海军语言学院,领取军方的薪俸。那本小说史的观点在对中国现代作家的取舍和评价上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性,捧张爱玲、沈从文等反共的或者中立的作家,贬鲁迅、茅盾等左翼作家。考虑到夏志清写书的大背景和小气候,我们对其著作的倾向性也就很容易理解。

  萨伊德1994年还有一本著作《文化与帝国主义》。他认为现代以来西方文化的一条主线,就是为帝国主义张目。萨伊德的观点很激进,但是他的确提出一些新的东西。萨伊德的著作使我们在面对西方的学术时,多了一个参考的角度。比如以往我们耳熟能详的是希特勒时代的学术怎样与权势合流,斯大林时代的知识界怎样与权势呼应,或者近代以来中国特定时期的文化人怎样自然地或者被迫地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等等。我们心目中常常有一个预设,即正宗的西方学术是独立的、中立的、纯粹的、与政治无关的。萨伊德的著作至少给了我自己一个警醒,使我意识到这种说法可能有问题。对于西方的学问,尤其是西方关于中国的学问,我们宁肯谨慎一些,多加一份戒心。我们不仅应该先弄清楚西方人对于中国到底说了些什么,更应该考虑到西方人关于中国的知识、有关中国的学问产生的背景,即西方的学人(包括海外华裔学者)为什么要那样说。我自己曾经追溯过中国形象在西方的变化过程,发现不管褒也好,贬也好,迄今为止,西方学术所塑造的仍然是一个失真的中国形象。而特定扭曲后的中国形象正是当时西方的社会所需要的。我所能得出的结论是:西方国家拟定的对中国的外交政策,西方关于中国的学术研究,在西方民间流行的所谓中国形象,三者之间,呈互动关系,只不过在多数情况下这种互动关系比较隐晦,不那么容易被人察觉罢了。

  如果可以肯定说西方近代以来的人文学科、社会学科中充斥着殖民话语,那么也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这种殖民话语对近代以来中国本土的学术有着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我们常常以西方的是非为是非。我们按照西方人的要求和暗示去从事种种有关中国具体问题的论证。相当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已经丧失了从根本上去挑战和拒绝西方权势话语、殖民话语的勇气。比如关于人权问题、市场经济问题知识产权问题,我们与西方国家进行具体的谈判时显得那样被动,原因之一是我们还拿不出一套完全摆脱了西方权势话语的论述方式。萨伊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列专章讨论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的“抵抗话语”,凸显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在文化上对西方强权的抵抗。与非洲、南美甚至印度等地区相比,中国学术文化中的抵抗话语还显得很薄弱。我们对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产生的抵抗话语几乎没有介绍,缺少应有的兴趣。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并与国际惯例接轨的时期,如何保证和坚持自己文化上的主体性,如何加强中国人自身的文化认同,以便在未来的国际冲突中获胜,是每一个有责任感的中国知识分子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 摘自《了望》1995年第27期

  寄自 林劲松 <jlin@plains.nodak.edu>

刊登在 1996 华夏文摘 cm9601c.
   
  BBB     08/11/2006 09:06
菊子好。这篇给了华夏,应个景。在今天的华夏文摘上。多谢转来张宽的文章。

昨天下午快下班时看见你这个译名意见,但来不及改了。其实发出去前,想着请你这位“中东问题专家”看一下的,但最近你从网上失踪,不知道去哪里才能找到你。

我原来文中提到一句,“塞德的关于西方文化殖民的“东方主义”学说,在学术界有广泛争议”。后来我给去掉了,既然自己对他的学术不懂,也与本文无直接关系。

多谢,欢迎常来看看。

这段时间,佛罗里达,热得很,九十多F,也许100F左右。夏天是该往北边去的,我劳工节就要去DC。冬天来佛罗里达的话才是时候。不过,夏天来的人也很多。奥兰多两边是海,也许没有我们北边这么热。玩好!


>菊子 wrote:
>降E写得好,怎么就藏在这里呢?炮火纷飞的时候,就需要有人提醒,除了屠杀和纷争,还有超出这些东西之外的永恒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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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CND的文友张宽十年前写的关于萨伊徳的介绍。他的文章当时在国内发表,还引起了一番热闹,有人要求将Said的名字译作赛义德,因为萨伊德太“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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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了半天LINK没弄好。佛罗里达现在温度多少度啊?又赶上飞机检查严格起来,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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